19世纪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泛斯拉夫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是18世纪末19世经初产生于西部斯拉夫各民族中的一种民族思潮和文化运动，同时“也是有意识地引向寻求种族血亲关系的共同根源，也是心理和政治需要的产物”。（12）西部的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等）长期处于奥地利的殖民压迫之下，一些知识分子呼吁斯拉夫各民族以斯拉夫人共同的民族起源、民族历史、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为纽带，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斯拉夫各民族的联邦国家，联合对付外敌的侵略和殖民压迫，并且把联合斯拉夫人、摆脱异族统治和建立斯拉夫人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政治经济独立并且国际地位处于上升阶段的俄国身上，从而为沙皇政府宣扬和利用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创造了条件。
    早在1667年俄国与波兰在瓜分乌克兰时，沙皇大臣奥登—纳施金就曾隐瞒地说：“假如居住在我们两国的、从亚德里亚海到日耳曼海和北冰洋的所有讲斯拉夫语的民族都联合起来，所有斯拉夫民族将会拥有无尚的光荣。多么宏伟的事业都将会达到目的。而且，当我们两国担负起领导斯拉夫各民族的使命，将来统一在一个国家的时候，又将有多少光荣在等待着我们。”（13）18世纪初彼得一世在其遗嘱中又曾向其继承者指示：“努力将散处匈牙利、土耳其和波兰中部的、在政治和宗教上陷于分裂的希腊人全部重新团结在我们周围，成为他们的中心和支柱，用冒充每一敌人之友取得某种自动的或圣职的优势，以在事先建立在全世界的优势。”（14）因此西部斯拉夫人中泛斯拉夫主义的兴起正好切合了俄国国内的甚嚣尘上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浪潮，“把亲斯拉夫派的意识伸展到政治领域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只不过是表现俄国民族意识的另一种方式罢了。”（15）沙皇政府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从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俄国看作是斯拉夫世界的领导者和主宰者，斯拉夫派代表人物伊·阿克萨克夫声称：俄国负有历史的责任“把斯拉夫人从肉体和精神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你瞧，还要赐予他们这个礼物——在俄国鹰的强有力的羽翼下，一个独立的、精神的政治存在。”莫斯科大学历史教授、民族主义杂志《莫斯科人》主编米·彼·波哥金在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中写到：“难道有谁能和我们相比？难道有谁不会让我们强制服从我们随时要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世界的政治命运，岂不是由我们掌握么？”（16）1867年在莫斯科召开了首次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出席大会的开幕式，会议上俄罗斯的学者和政客们大谈“没有俄国，斯拉夫民族不会得救。”“俄语是斯拉夫统一的手段和基础。”（17）捷克学者卡雷尔·哈夫里切克在俄国旅行后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丑恶面目而震惊：“俄国的酷寒气候和俄国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使我心里仅有的一颗泛斯拉夫人之爱的火花熄灭了”，因为“他们相信，有朝一日他们要控制一切斯拉夫的国家！！……以便尔后能够重新以俄国人代表斯拉夫人，俄国人不是兄弟般地，而是狡诈地和利己主义地想到其他斯拉夫人。”（18）
    从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沙皇政府由于在争夺欧洲霸权中连连受挫，不得不暂时调整其对外扩张和殖民政策，将殖民扩张的重点转向东方。沙皇政府采用武力征服和其他阴谋手段，血腥镇压中亚各民族人民的反抗，将中亚变为沙皇俄国的最后一块殖民地。在这个时期，沙皇政府的官方的殖民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理论与俄国民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在俄国国内出现了一个“东方人派”，他们极力鼓吹向东方各国实施扩张和殖民，其理论是：“亚洲——我们一直是属于它的。我们同它生活相通，利害与共。通过我们，东方才逐渐了解自己，才逐渐达到一种高尚的生活……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征服的东西。亚洲各个种族的人民，从血统上、从传统上、从思想上，都觉得和我们很亲切，觉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需要更加靠近他们就行了。这个伟大而神秘的东方很容易就会成为我们的。”“俄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关系要比它与欧洲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且觉得把东方合并到俄罗斯帝国里，使两者融合起来，是俄国的历史使命。”（19）
    到19世纪末，随着俄罗斯殖民帝国版图的确立，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最终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
    二
    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构成俄罗斯民族主义最为稳固的政治基础。俄国是一个有300多年专制制度统治历史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特点决定了它对内必然表现为政治上的独裁统治和中央集权制，在对外政策方面必然表现为扩张殖民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因此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到俄罗斯帝国沙皇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沙皇专制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正是俄罗斯国家大举扩张和疯狂殖民的过程。苏联学者H.B.沃罗布耶夫认为：俄罗斯“国内民族问题方面的封建残余，首先是沙皇专制制度，它是压迫非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根源。帝国主义时代沙皇制度的民族政策的性质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不如说是封建主义的。”（20）因此沙皇专制制度和它的理论性表现——封建专制主义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最为稳固和持久的政治基础，使俄国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反动的国家主义合二为一：具体表现在为对外扩张及争霸方面，即为封建的国家主义；具体表现在国内政治生活及殖民政策上，即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东正教会作为“专制主义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1）积极以知识教化的形式为沙皇政府的扩张殖民提供了有利的舆论，也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创造了较为完备的理论。16世纪前的俄国还是偏于欧洲一隅的弹丸小国，以其积贫积弱的实力很难胜任其庞大的野心，迫使它生硬地攀缘罗马帝国的族系，以求为自己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东正教会在所写的“帝王谱系”中将莫斯科大公的族谱与古罗马帝国皇室族谱相连，莫斯科大公便成了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直系后裔。使莫斯科国家的统治者可以罗马帝国继承人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要求收复“祖传的世袭领地”和恢复罗马帝国的昔日的版图。16世纪初，东正教莫斯科教区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菲洛费臆造出“三个罗马”的理论，即所谓第三罗马（俄罗斯帝国）将是未来正教世界的中心，“尊敬的沙皇啊！因为一切信仰基督教正教的王国将合并到您的统一的王国之中，您就是整个世界的唯一的基督教沙皇。……两个罗马已经灭亡，只有第三个罗马永存不朽，而第四个罗马则是不会存在的。”（22）为沙皇政府的殖民扩张和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在俄国社会生活中的滥觞提供了有利的理论依据。
    “俄罗斯民族优秀论”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一个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19世纪后，随着泛斯拉夫主义在西部斯拉夫人中的兴起，“俄罗斯民族与文化优秀论”开始盛行。俄国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以斯拉夫派为代表）从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立场出发，“宣布俄国民族是‘上帝选拔的民族’，力图把俄罗斯民族和所有其他的民族对立起来，以便论证俄国沙皇制度的大国侵略计划，煽动沙文主义的思想，米·波·波哥金直接引用德国思想家谢林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强调世界上存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绝对精神”，它往往在“上帝的选民”身上得到体现，这些民族注定要实现“某种‘神’所赋予历史使命”，而俄罗斯民族即是这类被上帝选定的优秀民族。（23）另一位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谢·乌法罗夫说：“自从我们的国家建立以来，我们俄国人这个盛名，已经而且正在被千百万人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所反复传诵，难道我们对俄国人的这个名声不感到更光荣吗？……俄国人民……保持了我们先辈的信仰、语言、风俗、习惯和全部的民族性。”（24）贵族史学家B·H·卡拉姆津声称：“俄国，我们的祖国，26个不同的部族——他们的血液汇合组成一个单一的民族一祖国，统一在单一的皇权之下，正在大踏步地走向文明，人类的共同目标。”（25）尼·亚·达尼列夫斯基主张西欧文明已经发展到顶点并已衰落，只有“斯拉夫类型是最高的文化——历史类型”。（26）波哥金宣扬：“上帝已经告诉了那个被尊崇为一切斯拉夫民族，也许是欧洲和世界之首的民族应讲俄语，所以就已经预先为俄语安排了一个奇妙的命运！”（27）
    大俄罗斯主义作为一种反动的思想体系和消极的民族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逐渐完备并长存不衰，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和商人阶层是沙皇专制制度统治最稳定的社会基础，也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稳固的社会基础。16世纪的贵族思想家伊·谢·彼列斯维托夫拥护建立以服役贵族为统治基础的沙皇专制制度，他认为沙皇之威摄在于开拓疆士，征伐异民。“使其臣服于（沙皇）足下，这样沙皇将统治列国，”而服役贵族“任何人都会成为沙皇的勇士”，“任何人都会挺胸御敌，粉碎敌人兵团，视死如归，为自己取得荣誉。”（28）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被称为俄罗斯贵族帝国的“黄金时代”，她也被称为“贵族女皇”，女皇政府依靠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支持积极对外扩张。俄罗斯资产阶级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俄国社会中产生的一个新阶级。由于俄国农奴制经济在俄国经济生活中长期居绝对统治地位和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压抑，致使资本主义发展起步甚晚，俄国资产阶级到19世纪末才真正形成为一个阶级。由于俄罗斯资产阶级植根于封建社会内部，很大程度上是沙皇政府“自上而下”的扶植而发展起来的，因此造成俄罗斯资产阶级先天不足的弱点。其表现之一即是俄罗斯资产阶级对专制制度有较大的政治依赖性，这是因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俄罗斯资产阶级产生之时，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经形成，欧美资本主义大国已将世界市场和原料产地瓜分完毕，而处于“创业阶段”的俄罗斯资产阶级只有依靠沙皇政府的武力扩张开拓国内和国外商场及原料产地。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罗斯资产阶级立即提出大国沙文主义的口号：“必须一秒钟都不要耽误地动员全部工业，必须使一切生产都适应战争的需要。”（29）表明俄罗斯资产阶级已经自然地把自己的经济行为与沙皇政府的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政治意识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