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诺特的评论
    已故的路易斯·菲诺特总是习惯于把事情阐述得清清楚楚，所以，当我们阅读他对这个课题的解释时，没有必要去改变他的原话：
    危机的外因是泰人的入侵⑤。用洪水泛滥这个词来形容泰人的长途推进是很恰当的。泰这个卓越的民族，酷似水一般的液体，在行进中不断渗入共同的元素，带着天空所有的色彩，饱览了五颜六色的河畔风光，保持了它既有多样性又有内在共同的语言和气质特征，象一块巨大的桌布披撒在中国南部、东京、老挝、暹国，甚至缅甸和印度阿萨姆等地。无论何处，只要有泰人，他们就会组成自己的小公国；他们只有在暹才最后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大国。在十二世纪吴哥寺的浮雕上人们可以看见身穿野蛮人服装的暹军队伍，他们那时是为吴哥服役的战士，但不久他们便获得独立。解放了，他们成了征服者。他们征服了老挝和马来半岛北部。他们最后向柬埔寨本土发起进攻，并且结束了它的灿烂文化。对于这一灾难的突然发生，起先总是用柬埔寨国家的异种组合来解释。来自国外的文化贵族，披着一层薄薄的宗教灵光，对一群粗鄙的高棉人进行薰陶，训导。现在确实如此，一些侵略行动并没有从精神上打击一个民族；但是，他们可以有效地摧毁一个精英集团，并最终断送由精英凝聚的文明，特别是如果借用远东常用的办法，利用俘虏的大量倒戈则更能奏效。毫无疑问，随着社会中那一批既有思想内涵又刻苦勤勉的精英的消失，必然会导致建筑的突然终止、碑铭记载的中断和梵文的被遗忘。
    对于广大人民来说，他们对侵略似乎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或许他们会将其视为一种解救机会。他们不仅要为那些庞大的建设工程提供劳役，而且还要为遍布帝国大地如此众多的神殿提供服务和粮食（这一点正如十一世纪的法国那样，整个国土如同穿上了一件布满寺庙的长袍），如果人们对以上事实有充分的了解的话，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认为，经过数个世纪这样的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将会被抽杀和毁灭。所以，人们对贪婪的上帝、奴隶主和征税人的事业漠不关心是毫不足怪的；对于寺庙有秩序的破坏活动，很可能是那些被激怒了的农民干的。
    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提供了这样一个珍贵的补偿机会，给他们带去了一个温和的宗教，而这一宗教的教义非常适合于这样一个十分疲惫、沮丧的民族；同时，这一宗教又是十分经济的，它的教士安于贫穷，满足于陋居和习饮。这还是一个遵守德行的宗教，它的戒律保证了人们的心灵平静和社会安宁。高棉民族毫不犹豫地皈依了它，从而高兴地卸下了光荣而沉重的历史包袱⑥。
    吴哥的放弃
    吴哥城遭到暹人洗劫以后，柬埔寨人便仓促地放弃了这座城市而在王国的另一边建立新都导致这一迁徙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吴哥靠近暹人在下湄南河流域的新都阿瑜陀耶。但是，单独这一条原因尚不足以解释如此草率的和明确地放弃首都--它虽然由于不幸和叛变而最后被敌人短暂占领过--但事实证明它是人类曾经建立的最金碧辉煌的庙宇群中心，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战火考验而坚不可摧。所以，主要原因必须从庙宇本身含义及其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感受去探寻。
    得益于赛代斯最近的研究成果⑦，我们现在得知绝大多数的纪念碑其实是骨灰寺或陵墓。每一个帝王都为自己修建一座这样的陵墓（如巴普翁寺、吴哥寺、布延寺）。其他一些是为祖先或亲戚修建的（如波列科寺、荣普拉姆寺、班迭奇马寺）。还有部分纪念碑是大臣或宗教团体首领为他们自己准备的。直到环绕吴哥城附近地区被这些栩栩如生而又沉重的墓石密密麻麻地覆盖为止。为了保障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纪念碑的主人的福利，成千上万的村庄和奴隶被用于维护这些纪念碑，这一点已由刻在纪念碑上的法典所明确规定了的。菲诺特说：“毫不夸张地说，中世纪末期，所有的柬埔寨农民都在为神服务；人们可以想象，这一负担对他们来说是多么沉重。”⑧
    然而，现在绝大部分奴隶和村民很可能已成了小乘佛教徒；但他们仍然被寺庙章程束缚献身于维护这些神殿的事业。归根结蒂，佛教和印度教是两个密切相联的宗教，在某种场合下，小乘佛教徒甚至尊奉印度教诸神。晚年刻在吴哥寺神殿墙上的巴利文铭文已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在以后柬埔寨和暹罗王室典礼中仍然可见其残迹。对广大群众来说，唯一的规避途径是离开这个地方远走高飞，如此众多的人们突然而持久地从王国的一万迁向另一方，揭示了这一迁徙的本质。象蛇脱壳那样，这些传说中的那加公主的后代，抛却困倦的过去，迁移到不再为寺庙恶梦所缠绕的遥远的地方。在漫长而辉煌的吴哥时代里，无论是战争情节或者是刻在走廊墙上的壁画场面，都没有王朝结束时期发生的这些事情更加富有戏剧性。尽管编年史中没有叙述这个故事，碑铭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记录，浅浮雕上面也找不到这些情景；但它的脉络是很清晰的：首先是国王，其次是达官贵人，最后才是人民群众，纷纷逃离高棉文明“伟大而光荣的首都”，好象那里已被瘟疫浸淫一样。
    （译自L·P·布里格斯《古代高棉帝国》第257-261页。美国哲学会出版，费城，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