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古罗斯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性
    与经济类型、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一样，社会各阶层及其流动性是确定一个社会特点的最重要指标之一。研究社会结构和各阶层的流动可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一个社会的整体生活。社会学家通常把社会流动性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 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移动) 。
    А. Н. 波利亚科夫对古罗斯的社会结构及其流动性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古罗斯的社会结构由四个带有封闭性特征的主要阶层构成: 王公、大小波雅尔( бояры и болярцы) 、显贵( “好人”与市民) 和农村人( 斯美尔德) 。在他们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经济集团和职业，允许相对的纵向流 动，但整体上仍然封闭在各自阶层内。这样的人还有管家、亲兵、商人、手艺人、债农、仆从及其他人。当其不能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时，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将变成“被逐出习惯生活的人”——游民。可以将王公、波雅尔和部分显贵( 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 视作古罗斯的社会核心阶层。在社会结构之外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属于奴隶范畴的居民。[21]其中，社会核心阶层的基础是亲兵队( 城市公社) ，而进入公社的有波雅尔、侍卫队和管家。公社中富有的成员被称为显贵。公务人员有十人长、百人长、千人长和里长，他们一起被称为“城市长老”或“长者”。城市公社由王公统领。[22]
    有关古罗斯社会内部横向流动的观念实际上早已确立下来，虽然并没有使用“横向流动”这一术语。19 世纪中期历史学家已经提出了基辅时期存在着经常和普遍迁徙的思想，并将这些不停从一地到另一地的“候鸟迁飞”确定为“殖民活动”。索洛维约夫认为殖民活动是影响俄国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23]克柳切夫斯基称殖民活动是俄国历史的主要事件，他写道，“俄国历史是国家进行殖民活动的历史”。除了殖民活动，在罗斯还存在着另一种与各种社会地位的人的“职业”活动相关的横向迁移，它表现为地理上的移动——在保留原有社会地位的情况下，居民从一处移居到另一处。王公从一地迁到另一地，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具有政治偶然性，紧跟其后的是鱼贯前行的亲兵队，他们也像王公一样，成为俄罗斯大地的候鸟。[24]大量的居民朝着两个方向——西南方和东北方移动。支持这一观点的有 Д. И. 伊洛瓦伊斯基，关于“农村居民的流动性”他说道，“他们总是准备……留下自己不结实的住宅并搬到别的更合适的土地上去”[25]。М. Н. 波克罗夫斯基则持一种矛盾的立场，在一篇文章中他限定了迁徙的规模; 但在另一篇文章中则相反地写道: “当时俄国的居民经常从一地迁到另一地。孙子很少死在爷爷出生之地。”[26]
    王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在古罗斯历史上是不争的事实。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一生在斯摩棱斯克、切尔尼科夫、别列亚斯拉夫和基辅当过王公; 除此之外，他由于各种原因还在罗斯托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克、图罗夫、诺夫哥罗德、波洛茨克、明斯克及其他城市生活过。据其本人承认，他一生进行了 83 次大的迁徙。[27]
    比较复杂的是王公的随从——波雅尔。众所周知，波雅尔可以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王公投奔另一个王公。克柳切夫斯基注意到，编年史中提到的总共 150 个亲兵队成员名字中，首先是波雅尔。“亲兵队员在他所服役的父辈王公死后仍留下为其子辈服役的，不多于六种情况; 而亲兵队员在王公更替时留在原地服役的也不多于六种情况”[28]。然而当波雅尔与其被打败的王公一起离开时，便很自然地失去了自己的财产。1150 年，伊兹亚斯拉夫·姆斯季斯拉维奇向自己的基辅亲兵队许诺，将还给他们离开基辅后失去的领地和村庄。[29]当然，波雅尔的迁徙也并非总是那么频繁，并不是一个城市的所有波雅尔都加入王公亲兵队，也不是加入亲兵队的所有人都与王公一起离开自己的城市。每次从城里离开到另一个城去的只是小部分地方波雅尔，可能甚至是极少数几个人，但 总计下来，最终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从自己的城市去过另外的城市，为了“捞取良机和官级”，或是为了表示与自己尊敬的王公团结一致。难怪克柳切夫斯基将波雅尔和亲兵队称为古罗斯“迁徙的候鸟”。
    总之，以克柳切夫斯基为代表的沙俄时期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东斯拉夫人的主要经济不是农业而是商业和贸易。罗斯衰弱的农业也需要不断迁徙。王公继位的“顺序制”导致王公不断从一处前往另一处，而波雅尔和亲兵随之一起迁徙。应当承认，地理上的横向流动对古罗斯社会是极为重要的: 王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与之相关便有波雅尔的迁徙，商人、僧侣、香客、流浪艺 人、建筑师的游历。
    了解迁徙人群的社会地位是否改变应该更为重要。对古罗斯社会纵向流动性的评价，学者们则有实质性的意见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古罗斯社会各阶层纵向流动性非常高，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非常低。
    赞同第一种观点的有 С. М. 索洛维约夫、Д. И. 伊洛瓦伊斯基、Н. А. 罗日科夫等人。其观点是，罗斯不仅存在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迁徙，而且还有“从凡人到王公”的飞黄腾达。索洛维约夫认为，王公的亲兵与人民之间没有鸿沟，因为王公招揽各种各样的勇士到身边，不论他是什么出身。伊洛瓦伊斯基认为，古罗斯社会阶层处于动荡时期，并没有在众所周知的范围内固化下来。军事阶层——侍卫队——既招纳地方斯拉夫人侍卫，也从异族人中吸纳军事人才。它没有封闭的特点: “不少普通人，特别是参加过战斗的人，已经不再丢下武器，而是加入到侍卫队的行列中。”[30]Н. А. 罗日科夫确信，三个主要的社会群体——侍卫队，留季( 自由人) ，斯美尔德——相互间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的区别。罗日科夫看到了古罗斯社会结构的独特性: 所有阶层享有完全的司法权，存在着从一种社会地位自由转变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实际机会。[31]
    第二种观点产生于苏联时期。研究诺夫哥罗德末期的 В. Н. 别尔纳茨基得出的结论认为，最大的诺夫哥罗德大贵族在 15 世纪是封闭的世袭执政的上层人物。В. Л. 亚宁在确定诺夫哥罗德大贵族是贵族政治种姓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2]亚宁认为，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种姓是地方世袭显贵的衍生物。第二种观点在近年还有所发展，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提出了古罗斯社会总体上具有种姓性质的观点。[33]例如 Л. Р. 普罗佐罗夫认为，基辅罗斯在多神教时代形成了种姓社会，他认为“世系”(род 或译为“出身”) 是与印度的“瓦尔纳”和葡萄牙语“卡斯特”相似的斯拉夫词汇。在古罗斯，像古代印度一样，形成了四个主要的种姓: 祭司( 术士) ，军人，村社农民( 物质财富生产者) 和奴隶。他们之间互不相往，每个种姓有其自己的宗教保护神，自己合适的工作和颜色象征。
    这样，俄国历史学家们从将罗斯理解为“有平等机会的社会”出发，到提出部分社会阶层的封闭性，最后到古罗斯社会完全缺乏纵向流动的观点，差异甚大。看来，古罗斯社会的纵向流动性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波利亚科夫看来，古罗斯存在着高度的社会横向流动性和低度的社会纵向流动性，他认为这是古罗斯文明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