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古罗斯文明的发展
    国内外史学界通常都把古罗斯国家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国家统一时期，从 9 世纪到 11 世纪中期，认为这是古罗斯国家的形成和繁荣时期。第二阶段为分裂时期，从 11 世纪中期到13 世纪 30 年代蒙古人入侵，认为这是古罗斯国家的衰落和解体时期。与上述观点不同，近年来俄国学者从文明史观的角度提出，第二阶段是古罗斯文明的发展阶段。
    统一与分裂两个阶段的传统断限多定为 1054 年“雅罗斯拉夫协议”( 指雅罗斯拉夫临死时把国家分给他的儿子们) ，也有定为柳别奇会议( 1097 年) 的，还有定为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之子姆斯 季斯拉夫之死( 1132 年) 的。分裂时期，通常也被称为封邑时期。史料中从 14 世纪才开始提到封邑，远比上述期限晚得多。封邑最初的含义是父亲将遗产分给儿子们。[34]
    Н. М 卡拉姆津将封邑时期定为 1054 年“雅罗斯拉夫协议”。按他的观点，雅罗斯拉夫把罗斯分成四个部分，随后“每一部分又分裂为特别的封邑”[35]。С. М. 索洛维约夫则没有理会这种分裂，他认为“罗斯国家就像王公家族一样保持着自己的统一”[36]。В. О. 克柳切夫斯基认为，“罗斯国家没有分裂成相互间完全孤立的部分……而是各种关系把各部分联合为一个整体; 只是这些联系并非政治的，而是家族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宗教道德的联系，不是统一的国家，但开始了国土和民族的统一。”[37]苏联学者大都将 12—13 世纪的罗斯描述为相互敌对的诸多小公国。И. Я. 弗罗亚诺夫则认为，罗斯分裂的结果不是形成了一些封建公国，而是形成了一系列城邦( 城市国家) 。
    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不过克柳切夫斯基注意到，“一些人和历史学家都对这时的罗斯带有一种特殊的赞许，对这一时期研究得出混乱状态的印象感到意外”。“这时的罗斯没有培养出稳固的能够承受外部打击的政治制度，但是不同派别的学者都倾向用明亮的色彩来描绘基辅罗斯的生活”[38]。这一时期的建筑和文学就是明证。基辅的索菲亚大教堂( 1036 年) ，涅尔利河口的圣母教堂( 1165年) ，弗拉基米尔的德米特里大教堂上的白石雕刻( 1194—1197 年) ，编年史《往年纪事》( 12 世纪初) ，文学作品《伊戈尔远征记》( 12 世纪末) ——都是 11—13 世纪罗斯最鲜明的标志。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 11—13 世纪前 30 年的古罗斯，很容易发现，直到蒙古人入侵之前，古罗斯社会并未经历长时期的衰落。不但如此，其发展的高峰、真正的繁荣、有最多艺术珍品的时期，恰是在 12 世纪 70 年代至 13 世纪 30 年代，而这正是所谓分裂最盛的时期。
    古罗斯文明是在发展高潮时突然遭受蒙古人入侵的。直到拔都来犯前，罗斯的城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空前增长。如果说在 11 世纪已知的有 20—25 个城市类型的居民点，那么在 12 世纪中期则有大约 70 个城市，而到 13 世纪中期以前最低限度也有 150 个城市。[39]考古发掘证明了基辅的蓬勃发展。12 世纪城市地域继续扩展，修建新的防御工事，基辅手艺人的产品散布到全罗斯。12 世纪30 年代末，手工业产品的种类急剧扩大，并在各生产领域开始普遍专门化，行业数量在某些城市林林总总数以百计。这一时期，古罗斯的社会核心阶层积极参与到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之中。王公亲 自率领队伍出征，而波雅尔认为为国牺牲是自己的最高荣誉。可以证明，古罗斯文明直到蒙古人入侵前都处在上升发展的阶段。
    古罗斯并未一步步衰落，无论是“雅罗斯拉夫协议”、柳别奇会议还是姆斯季斯拉夫之死，其实都并没有将罗斯历史分成不同的两段。罗斯国土自古以来由自治的城市领区组成，每个领区的中心是这样一些城市公社: 基辅、诺夫哥罗德、波洛茨克、斯摩棱斯克、罗斯托夫、梁赞、切尔尼戈夫等; 还有一些城镇归其管辖，称之为市辖城镇。拉夫连季编年史 1176 年条下记载的一段话，被人们视为经典: “诺夫哥罗德人、斯摩棱斯克人和波洛茨克人自古以来便认为一切权力归维彻( 市民大会) ，在维彻讨论和议决一切。”[40]历史学家对“自古以来”一词的理解各不相同，因为关于上述时代他们各有其特殊的表述，但无论怎样，从这一条目记载应该可以看出，12 世纪的罗斯在政治领域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
    与所有的城邦文明一样，一些地区具有相对的政治独立性，这是古罗斯文明的自然现象，原因在于公社本来地域有限，这与其直接民主制的特点有关。公社要做出任何决定，必须由全体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参加大会。这样，公民不能太多，否则他们没法同时出席，此外，如果参与大会的人太多，也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任何决定。亚里士多德在谈及城邦范围有限的必要性时，指出了一个原因: 为了公正地做出决定和庄重地分配义务，公民间必须相互认识。
    古罗斯国家如同家族一样组织得甚为简单: 基辅作为宗主公社派生出了一些其他的公社，但它本身只是所有王公家族中的一个。对王公来说，罗斯国家和家族的安康是他们应负的责任，因为二者是一回事。众所周知，波雅尔是不能成为王公的，因为王公的地位只能按其出身享有。882 年，奥列格正是因此指责阿斯科里德和季尔，说他们是波雅尔出身却占据了基辅的王位: “你们不是王公家族的王公，却继承了王公之位”[41]。亲族关系对那个时代的人们具有重要意义。以家族形式建立的罗斯国家，随着家族而发展和散开，越来越远，越来越多，创建了全新的城市和地区，但同时保持其“家族”的统一。12—13 世纪基辅罗斯有统一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经济结构，同一个王公家族，统一的教会组织和共同的法律。《罗斯法典》适用于所有的城市领区，直接而明确地约定它们的法定自治权。
    给人以分裂印象的是编年史中最著名的政治现象——王公内讧。索洛维约夫统计说: “如果我们计算 1055—1228 年期间发生内讧的年份和未发生内讧的年份，那么前一种情况有 80 年，后一种情况有 93 年”，即“内讧几乎隔年就发生”，而且其中有些内讧发生“持续 12 年和 17 年”[42]。内讧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争夺基辅大公之位; 第二，占据和扩张更多的领区。
    对于“雅罗斯拉夫协议”，史学家们认识不一。一些学者认为它没有给王公继承制度带来任何新的东西，另一些史学家则认为它具有确立继承原则的意义。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从它开始有了顺序制的雏形，从这时起，王公们必须根据王公家族长序确定的顺序从一个地区迁往另一个地区。[43]按照科特利亚尔的观点，从“雅罗斯拉夫协议”中可以直接得出王公谱系的原则。[44]但是 А. Н. 波利亚科夫则认为，这只是一般的王公职位分配，在 970 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时就已经可以看到，并在此后多次重复。基辅大公的继承制度建立在“长子继承”的基础上，有世代相传的王公关系的总体原则(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这里有氏族制度的根源，而并非政权所创建。遇到王位继承或地区的继承问题，王公们首先会参照当时的习俗，或是寻求先例。如果这还是没用，就交由“神意裁判”，即谁个有权，谁个有罪，交战结果自会说明。对地盘的争夺可能在雅罗斯拉夫死后激烈起来，但这只是由于一 系列具体原因，而完全不能说是因为雅罗斯拉夫协议这一切才会发生。[45]当然，王公内讧没有城市公社的参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城市公社只对王公提供后勤支援。维彻决定公社是否提供这一支援，如果提供，提供到什么程度，或者不能一直提供，或者不愿提供。
    内讧实际上只是使确定王公家族长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尔后任何王公都可能定长序，只要他有足够的实力，他的年龄或辈分或其他方面都不重要。换句话说，王公长序的最主要条件在于王公的军事实力和个人权威，并足以使其长序地位得到其他王公和基辅城市公社承认。这样，基辅人对 觊觎者的好恶便开始在基辅大公职位的夺取中发挥最大作用。
    有别于索洛维约夫，А. Н. 波利亚科夫对内讧的年代提出了另一种统计方法。11 世纪第一次大规模内讧( 1015—1025 年) 与12 世纪的长期叛乱时期( 1146—1180 年) 之间，有121 年相对和平的时期，这时对基辅的争夺没有导致其毁灭。后来，长期持续、间有中断( 有一次达 7 年) 的 34 年内讧时期，为基辅一个持续22 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所替代。这样，在所有的内讧期之外，从城市建立开始到蒙古入侵以前，罗斯的首都只有两次( 1169 年和1203 年) 遭到大规模毁灭。对基辅罗斯其他大中心城市的考察中也表现出类似的统计数据。某些古罗斯城市直到蒙古开始入侵前从来没有真正中断过。这些信息更为客观地反映了古罗斯文明的发展，而且完全可以解释王公内讧其实很少影响到罗斯的总体状态。
    总之，波利亚科夫认为，古罗斯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 形成阶段(9世纪末—11世纪初) 和发展阶段( 11—13 世纪 30 年代) 。古罗斯文明还没来得及达到其发展的顶点，它在上升时期突然遭到难以抵挡的蒙古入侵，其发展进程被中断，而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全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46]
    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总体来看，近年来俄国史学家对古罗斯史的研究有回归到沙俄时期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和苏联晚期学者 И. Я. 弗罗亚诺夫等人观点的倾向，在此期间，既有继承，也有扬弃，还有发展。他们注重使用社会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等多学科方法，以新的文明史观的视角来看待古罗斯的历史。他们以土地占有制形式、社会核心阶层及其价值观为标准，既从宏观角度划分出农业社会的三种基本文明类型，把古罗斯放到世界中古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也从微观上对古罗斯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及其社会流动性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 和研究。在对古罗斯进行深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近年来俄国史学界以 А. Н. 波利亚科夫为代表，抛弃了苏联时期认为古罗斯是早期封建国家的旧概念，提出了古罗斯是城邦国家的新概念，认为城邦制正是古罗斯迈入文明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