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赔款和法国的安全问题是20年代困扰欧洲国际关系的两大主题，然而，它们在1924年—1925年间曾得到过不同程度的缓解。如果说，解决赔款问题的伦敦协定缓和了大国关系且使安全问题突出出来，那么，作为伦敦会议的延续，洛迦诺会议缓解了法国的安全要求且为欧洲国际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奠定了基础。洛迦诺公约部分修改了凡尔赛条约并对中、西欧现状作了新的调整，从此，维持或破坏体现这一条约现状的“洛迦诺精神”，便成为大国在20年代下半叶争执的焦点之一。剖析英法德三国在伦敦会议后的不同地位，分析三国对安全问题的不同政策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借此探究洛迦诺会议的起源，对加深理解20年代欧洲国际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法国的安全问题的由来
    1924年，英德法三国之间的实力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它突出表现在英德的国际地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遭到了削弱。英国通过解决棘手的赔款问题，不但增强了影响德、法政策的能力，而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声誉和威望，为在欧洲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创造了前提。德国通过道威斯计划，开始获得本国的经济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凭借英美的力量，成功阻止了法国在政治、经济上歧视德国的政策，削弱了制裁德国的权力，使德国的主权得以恢复成为可能。相形之下，法国的权力遭到极大限制。法国首先在赔款委中失去了制裁德国的有利地位。答应从鲁尔撤军，又使上年9月以来对德军事优势成为明日黄花。伦敦会议严重削弱了法国的外交地位，它标志着“法国有力地自诩拥有大国地位的时代的终结”①，加深了法国对德国未来地位的恐惧和危机感，增强了法国战后一贯孜孜追求的安全要求。道威斯计划暂时缓和了欧洲国家因赔款问题而产生的紧张关系，但它并未消除大国之间的矛盾根源。赔款的解决使20年代另一个重大问题——安全问题得以突出出来。英德法实力地位的变化加剧了问题的迫切性和彼此的争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由法国安全问题引发的大国危机正在酝酿之中。②
    法国的安全问题，从狭义上讲，是德法边界的安全问题。从路易十四实行扩张性的“天然疆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问题一直左右着法国乃至整个西欧政治。纵观这一段历史，不难发现，19世纪60年代是一个分期。在此之前，法国北部是政治经济处于严重分裂的德意志诸邦，它们在近代早期是法国外交的宰割对象。之后，俾斯麦实行统一诸邦的“铁血政策”，结果，法国逐渐失去了对德意志国家的优势。从1870年普法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两次遭受德军铁蹄的蹂躏，饱受了割地赔款的屈辱，德国的战败和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法国获得了某种相比于德国的力量优势。③但这种优势并不明显。德国丰富的资源、潜在的经济发展能力以及高速增长的出生率有可能使德国未来占有相比于法国的有利形势。因此，削弱并防止德国的复兴，维持凡尔赛条约，寻求针对德国的安全，便成为法国外交政策的基石。战后，法国力图从两方面寻求安全。一是与德国的周边国家——即“未来存在有赖于削弱的德国或针对侵略德国的一致防御行动的那些国家”④缔结同盟条约，从而构筑起维持现状、防御德国的同盟体系。二是寻求英美对安全的保证。至1924年初，法国完成了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的结盟，在德国周边基本形成了一种防御体系，⑤但后一条寻求安全的途径未能走通。巴黎和会上，法国以放弃莱茵河左岸的德国领土或莱茵兰自治，换取了英美的安全承诺，不料由于美国未签署凡尔赛条约、英国出尔反尔而落空。随后的历届法国政府，都把寻求英国的安全保证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努力目标。在德国赔款问题上，法国采取严厉的索赔政策，一方面用以剥夺德国经济复兴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利用英国希望德国经济稳定的心理，迫使它在安全问题上对法作出让步。赔款已成为法国对德安全政策的重要工具，以至1922年白里安企图以赔款上的让步换取英国安全承诺时，遭到了国内的强烈反对而被迫辞职。普恩加来时期，法英安全谈判因前者坚持强硬的对德政策进而出兵鲁尔而遭到中断。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上半年，法国虽把主要精力用于获取赔款之有利于法国的解决，但并没有放松对安全的追求，这期间，法国的最大收获是1923年9月和1924年1 月国联会议分别达成的“互助条约草案”（Draft Treaty of Mutual Assistance）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之日内瓦议定书”（The Geneva Protocol for the Pacific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简称“日内瓦议定书”）的前者。大意是：一旦爆发冲突，国联将在4天内决定谁是侵略者，国联成员国将自动承担支持被侵略者的义务；后者的大意是：一切国际争端必须提交国联常设法庭审理，或通过仲裁解决；凡拒绝仲裁者即被视为侵略者；缔约国必须遵守制裁令，对被制裁国实行财政，经济和军事制裁。⑥无论哪一条约成立，都将一定程度上缓和法国的安全需要。但前者由于英帝国成员国的反对而遭英国拒绝，后者的命运暂时未予决定，但工党内部的不和谐音、英帝国内部和在野党的异议给法国以一种不祥之感。赫里欧在赔款问题上奉行了和解政策，但他未敢在安全问题上这样做。他坦率地认为，“如果德国能再次付诸武力，共同努力、牺牲和战亡——一切都将徒劳无功……我不能放弃法国的安全”，因为法国“在任何条件下都无法承受一场新的战争。⑦伦敦会议未讨论法国的安全问题，但赫里欧在事后给英国的一份照会中陈述了法国的安全立场：法国不但要求英国与它缔结防御条约，德国周边国家缔结防御条约，而且要求上述国家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至于被占领的莱茵兰德国领土上的撤军问题，赫里欧宣称，安全和撤军有着必然联系，不谈安全，撤军无从谈起，上述情况说明，战后一直悬而未决的法国的安全问题，已成为欧洲国家进一步迈向合作与和平的主要障碍。这种情况，引起了新上台的英国保守党政府的日益忧虑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