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德对法国安全问题的考虑
    对法国的安全问题，历届英国政府尽管有不同的理解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但在尽可能少地承担法国安全的义务上，态度是基本一致的。英国安全概念的内涵远远超过法国，它不但要维持在原殖民地（如印度）的利益，维护在国联确定的托管地的利益，更要确保作为一个整体的英帝国的安全。在欧洲，英国的安全范围，受制于全球性义务，限制在利益敏感处，即与英伦三岛隔海相望的法比边境及低地国家。工党内阁首相麦克唐纳出于与赫里欧的道义合作，⑧力图在国联框架内找到缓解法国安全要求的途径，但他本质上不愿承担“日内瓦议定书”可能赋予英国的广泛的义务。因此，工党即便继续执政，多大程度上能接受“协定书”，令人怀疑。1924年10月，英国举行大选，保守党击败工党重新上台，奥斯汀·张伯伦出任外交大臣。他首先把“德国绝对不能再次侵扰欧洲”视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时刻警惕“德俄之间结成针对欧洲其余地区的谅解”。⑨他把寻求有利于英国的欧洲“和平”作为外交的努力方向，认为，欧洲国际关系之所以动荡不安，根本的原因是德法矛盾难以调和，然而这与英国多年来未摆正与法国的关系有关。英国对法国采取“躲躲闪闪”的协约政策，加深了法国的不安全感，迫使后者对德国采取严厉政策。张伯伦承认他像“爱女人那样爱法国”⑩，公开宣称把坚决维持与法国的协约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张伯伦此举的目的一是维持对法国政策的影响，二是“诱使法国对德持更为友好和更为理智的心境”，在此基础上，促使德国加入“国际礼让”（the comity of nations），重建“欧洲协调”（11）确保与英国利益攸关的欧洲稳定与和平。赢得法国信任的最佳途径是满足法国的安全需要，这在当时表现为尽快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然而，张伯伦遭到自治领和国内在野党的强烈反对，把自治领利益放到外交政策首位并宣称要在世界上“以一个声音讲话”的张伯伦，能置英帝国分裂危险不顾而单方面寻求法国的友谊吗？但是，简单地表示不接受“日内瓦议定书”从而离间法国也很危险。1924年，英国给法国以安全保证势属必然。问题的症结是保证的范围和采取的形式。英国政府内部对此存在分歧。关于前者，外交部历史顾问黑德勒姆—莫利（Headlam-Morley）认为英国更为直接的利益在于中、东欧，英国的政策声明应与处理欧洲事务的议定书相吻合。但更多的人倾向认为，英国的利益应局限在一定范围。外交部官员尼科尔林（Hearold Nicolson）把它限于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地区，12月英国总参谋部的一份备忘录谈到，“英国真正的战略边界是在莱茵河。英国的安全完全依赖于现有的德国边界和比、荷得到维持”（13）。张伯伦也认为，“当我们谈论保证法国的东部边界时，我们是在谈论保证自己的边界——我们能保护自己边界的唯一地方”。（14）保证的范围已趋向一致。关于后者，张伯伦的密友、枢密大臣罗伯特·塞西尔勋爵（Lord Robert Cecil）提议在修改议定书内容的基础上达成英法比德四方公约。但张伯伦认为这应放在英国与法比达成某种安全安排之后。外交部常务次官（permanent under-secretary）克劳爵士（Sir Eyre Crowe ）认为用英法某种保证公约代替陷入困境的“日内瓦议定书”，即能“缓解法国的害怕”和减少英国“对该国的义务”。但通过何种途径把德国拉入未来的“欧洲协调”，又怎样避免英国在德国加入“欧洲协调”后，与法国一起承担德国东部波兰等国的安全保证，克劳心中没谱。3月国联会议即将来临，届时英国将拒绝议定书，但它至今未找到满足法国安全要求的合适途径，张伯伦不免有些着急，他在外交部讨论英国对欧洲政策的一次会议上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在这里，我坦率地感到手足无措。我们能否提出，在达成英法比保证公约之后接着达成包括德国在内的四方公约？或者，我们能否单方面宣布英国利益所在，宣布何为宣战理由的事件？或者，有没有某种第3条道路？ 我们能在任何情况下保护西方主要利益的同时确保自己不陷入立陶宛、拉脱维亚或波兰和比萨拉比亚的争执吗？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是什么？应该是什么？”（15）张伯伦此番讲话表明，英国对法国的安全政策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法国日趋迫切的安全要求和在撤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引起了德国外交部长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的关注和忧虑。作为柏林东区一位啤酒商的儿子，施特莱斯曼早年是一名狂热的君主分子，思想复杂，仕途坎坷。魏玛共和国建立后，他作为人民党领袖，政治影响十分有限，几次问津总理一职而无缘，直至1922—1923年间德国因赔款问题与盟国发生激烈纠纷之时，他才凭借1920年以来担任议会对外事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积累的经验，对外交政策发表独到见解而赢得政治声誉。在此期间，他的政治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本人也从魏玛共和政体的异已分子变为忠实信徒。（18）8月，施出任内阁总理，不久下台转任新内阁外交部长。从此，不管德国的政坛如何风云变幻，他始终稳坐外长之职，直至逝世。
    有关施特莱斯曼外交政策概念，英美历史学家有过激烈的争论，（17）但逐渐得出的一致看法是：从上任的第一天起，施特莱斯曼就把恢复德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重新获得大国地位作为外交政策的总目标，在这一点上，他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几无区别。所不同的是，他基于德国军事实力的现状，始终把和平谈判作为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施特莱斯曼认为，摧毁凡尔赛条约必须通过伦敦和巴黎。英国基于某种利益战后时常与法国站在一起，但在大陆反对任何国家称霸则是它的一贯立场。英国在鲁尔危机中的态度部分地说明它正在回到在欧洲寻求均势的传统政策上来。对大陆事务，英国力图扮演仲裁人和经纪人的角色，这是德国可资利用的。在未来的国际斗争中，德国外交的努力方向是助长英国维持大陆均势的趋向，尽可能实现与英国的友好，消除它对德国未来发展的担忧，敦促其修改凡尔赛条约，同时促使英国影响法国对德态度。至于法国，施特莱斯曼的主要目标是一步步剥夺它强制实施凡尔赛条约的能力，为此，外交上要尽可能争取主动，摆脱在与盟国交涉中时常出现的孤立局面，必要时，实现在英国干涉下的德法合作。应该说，从上年德国放弃消极抵抗政策开始，施特莱斯曼就开始有计划地推行实现其总体目标的计划。1924年的伦敦协定不仅表明德国重新打开了与西方国家谈判的大门，而且也基本实现了施特莱斯曼在推行德国赔款政策上的愿望。（18）德国的下一个目标是进一步剥夺盟国对德国的制裁权，具体说来，实现盟国从鲁尔和莱茵兰非军事区撤军以把德国领土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妥协而非强制地解决德国的裁军问题；德国免受国际监督和检查机构的控制，中止上述机构的活动并撤出这些机构。然而，1924年底发生的与法国安全问题密切有关的两件事，使刚刚启动和略有起色的施特莱斯曼外交经受了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