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对社会历史的看法本质是辩证的。他不把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人类知识和理性的片面累积和增加，而是看成事物由旧向新、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发展，看成是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否定过程，看成是统一体不继分化、走向彼此对立以及相互转化的各种因素之间交互影响和作用。他不把对人类不平等的分析停留在一个简单的层面上，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辩证地否定自己、从而走向顶点又重新回复到自身的历史过程，它既有阶段中的量变，又有从旧质走向新质的质变。可以说，卢梭已经摸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的逻辑线索，从他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的辩证说法。”（《马恩选集》3卷180页）
    没有什么别的思想比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尤其是其中的人民主权原则更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了。”《社会契约论》成了法国大革命中大多数领袖的圣经。”（《西方哲学史》下罗素第243页）如果说启蒙思想主导了那个时代的思潮，那么卢梭为资产阶级所设计的理想蓝图则在这种先进思潮指导下的实践中被付诸实施。罗伯斯庇尔一次曾在关于反对国王否决权的国民议会上发言：“任何政府都是由人民、而且是为了人民建立的；一切统治者，自然也包括国王在内，都不过是人民的代理人和人民的使者；一切政府的官职，自然也包括王位在内，都是公共义务、决非个人权利，更不是什么私产。”（转引自《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刑贲思著58—59页）圣·鞠斯特、马拉等这些法国大革命的理论上或实践上的领袖，也都完全接受了卢梭的学说，并把它当作自己政治活动中的指导原则，圣·鞠斯特提出的口号“面包是人民的权利”在当时曾经传颂一时，他还在自己未完成的法律草案中，竭力在各方面遵循卢梭的原则。我们还可以发现，革命后，在1789年颁布的著名的《人权宣言》中，卢梭整句整句地被引入其中，成为神圣的纲领条文。而1793年通过的反映雅各宾派观点的法国革命最民主的宪法，就是在《社会契约论》中所阐明的卢梭思想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
    我们知道，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思想领域欧洲一直盛行着一股人文主义（又可以叫做人本主义）的主要思潮。它最初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宗教、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出现的。人本主义以人为本位，努力确立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人的感情、理性、价值、权利，并竭力以一种先验的“人类本性”来观察社会历史。它从抽象的，永恒的人性出发，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社会历史的进步或退步，并把从“永恒的人性”中抽取出来的永恒的真理和正义当作一种社会理想。
    卢梭的整个思想，大体上是从文艺复兴肇始的人本主义思想的余绪。卢梭笔下的自然人是想象出来的，带有抽象和空想的性质，他的那些近似的唯物的结论是在唯心主义原则指导下不自觉地引发出来的，因此，他还没达到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的水平，他还根本不可能跳出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思想的樊笼，来到历史唯物主义这片天地。他反对人类不平等，反对造成不平等的私有制，但他并不旨在消灭私有制，而是要建立小资产阶级理想中的均富社会，其实质，“只能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共和国”。（恩格斯语）。正如我们所说，卢梭是小资产阶级平民利益的代言人。这是个表面似乎矛盾，实质上十分恰当的称谓。必竟卢梭从来就没有丧失做为一个平民的自觉。为此，他对封建的专制制度乃致新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即私有制）下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无情而不遗余力的抗辨，但他又从来没有做为一个小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自觉（他无法意识到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也就使得他在这种抗辨中显示过多的猜测和空想性质，使他无法超越思想深处的矛盾、无法为消除不平等找到正确的道路。这是历史加给他的限制，所以我们也必须历史地看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