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三世纪，日本出现了领有三十余国的邪马台国，它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何分析邪马台的社会性质，历来是史家所关注和争论的问题。综合中日两国史家的观点，大致为以下四种：（1）邪马台已具备国家的特征，是日本列岛上第一国家政权；（2）邪马台虽然已出现身份差别和部分奴隶，但以阶级对立为特征的国家尚未完全形成，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发展阶段；（3 ）邪马台与其所领有的各国，已出现阶级压迫和身份等级，专制君主制在萌芽状态之中；（4）邪马台的社会分化、身份秩序的出现，反映了向总体奴隶制转化的趋势。
    弄清邪马台的社会性质，对认识日本国家的起源、日本古代史的分期和古代日本国家的特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此略述拙见，以就教于同行。
    一
    从阶级的萌芽到国家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何认识其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是一个相当难以解决的问题。古代日本的邪马台更是如此。
    原始社会末期的阶级萌芽，一般都是从奴隶占有开始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占有他人劳动成为可能。于是，强大的氏族首领便通过战争掠夺或惩罚本氏族成员的方式，占有越来越多的奴隶。最初，奴隶仅仅是强大氏族首领的侍从，进而发展为众多氏族首领拥有家内奴隶，最终扩大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这时社会便陷入了无法摆脱的阶级对抗之中。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的逻辑来分析邪马台的社会分化状况，就不难确定其社会发展阶段了。如下史料证明，邪马台国确已出现奴隶：女王卑称呼“以婢千人自侍”；用被称为“生口”的男女奴隶，向中国的魏王朝进贡；卑弥呼死后，“殉葬者奴婢百余人”。①然而，我们对史料所记载的这些邪马台的奴隶加以分析，却有这样几点不容忽视的：第一，在这些处于奴隶身份的人中，婢（女奴隶）多、奴（男奴隶）少。这可能与当时的氏族习惯法规定的犯法者“没其妻子”有关。邪马台的“下户”一般也有“二三妇”，沦为奴婢的大概就是她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第二，这些奴隶基本被用在服侍女王、殉葬和进贡等方面，而并无用于社会生产方面的记载。卑弥呼死后用百余人殉葬，也说明奴隶的剩余劳动极其有限，在生产领域很少使用奴隶。否则，在人口不多的岛国，似乎并不致以这么多人殉葬。第三，卑弥呼为王前，曾出现“相攻代历年”的局面，卑弥呼死后又发生过“更相诛杀”的事件，在这些氏族集团的角逐中，并未见奴隶有何反应的记载。这可以说明奴隶在整个社会人口比例上还为数不多，尚未形成对社会有影响、可与奴隶主相对抗的力量。
    考察某一社会的阶级关系，其各集团的经济地位是首要的依据。只有当“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为劳动的时候和地方”，②阶级社会才会象十月怀胎的婴儿一样，呱呱坠地。任何观念的、法律的、政治的东西，都只是受其制约而服务于它的。在邪马台，表示身份差别的规范确乎不少：“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这些当然已是社会分化的表现，但尚未见“大人”对“下户”劳动的占有，因而不能说邪马台已进入两大集团相对抗的阶级社会。至于那些尊长敬上的礼仪，本是在原始社会即早已有之的。且不说上古的原始部族，就是在现存的原始氏族部落中，对长者的尊崇之礼，也是相当严格的。理解其因并不困难，因为处于这此等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往往把祖先视为神，而长者又被视为祖先的代言人。特别是在对祖先积累经验的传承、生产的指挥、氏族内部关系的协调，以及在同其他部族抗争或共处中求生等方面，更离不开长者，所有这一切便形成了浓厚而古朴的敬长之风。至于那种“或蹲或跪，两手据地”的施敬方式，可能起源更为久远，大约与人类远古祖先的臂行习惯也是不无关系的。当然，我们还应看到，邪马台那种尊卑有序的礼仪，也难免没有中国文化影响的因素。但是，阶级社会形成的根本标志，毕竟是一个集团对另一集团的“经常”的经济剥削，其外的各类表现形式，不过是不可缺少的参数而已。我们据此认为，邪马台尚不符合这一标志，它尚处在向阶级社会迈进之中。
    认定阶级社会之形成，考察当时之婚姻形态也是必要和有效的。因为任何婚姻形态都无可避免地受一定的社会经济的制约，而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形态相适应。史书记载，邪马台“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妒忌”。这段记载对于我们了解邪马台的婚姻形态很有价值，但是据此便断言邪马台阶级社会身份秩序已经确立，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不能只强调“大人皆四五妇”，而忽视身为氏族普通成员的“下户”也有“二三妇”；不能只看“大人”、“下户”多妇，而对“妇人不淫、不妒忌”的记述视而不见，以为于婚姻形态无关紧要；不能对男子多妇仅仅从婚姻制度和阶级关系上去论析，而将当时社会男女人口比例情况置于视野之外。试想当时奴隶尚不多，其中女奴所占比重又很大，而为居民绝大多数的“大人”和“下户”又都占有“四五妇”、“二三妇”，这样的男女人口比例是何等的失调啊！如果对这一问题不做全面、具体的分析，是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的。恩格斯在分析婚姻形态与社会历史时代的关系时指出：“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③邪马台的“大人皆四五妇”与“下户或二三妇”，正符合恩格斯的第四种论断，也就是说，邪马台当时正处于“对女奴的统治和多妻制”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这种婚姻形态下，女人之数量是几倍于男人的，那么，邪马台的男女人口比例何以如此失调，女人何以如此之众呢？这一疑点我们可从古代日本民俗中找到较为满意的解释。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写道：古代日本“抑非少生，若生男多，俗通厌之。其生母当生产时，审系男产，男多必厌，即执儿身，乃提儿首扭杀之。其残忍也如此。欲女多者，俗妻妾多之故也。”日本杀婴的习俗直到十六世纪也未见收敛，当时旅居日本的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伊斯说：“在日本，妇女如果认为不能抚养，就用脚踩住婴儿喉部把他憋死。”④邪马台杀男婴的风俗。可能是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崇拜的超常的遗风。邪马台接近母系氏族公社时代，承袭此风理所当然。可见，将邪马台“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看成是阶级社会身份秩序的标志，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是不妥的。“大人皆四五妇”充其量也只不过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产物。其实，无论“大人皆四五妇”，还是“下户或二三妇”，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民族风俗，而“妇人不淫，不妒忌”，则是维系这种风俗使之保持稳定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大人”与“下户”之间的“四五妇”与“二三妇”的差别，固然已反映出身份上的差异，但那还只是社会正在分化的佐证，还谈不上是什么严格身份秩序的标志。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在邪马台时代，对立阶级尚处于形成过程中，至于阶级对抗，则更远未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只有当“下户”的劳动“经常”被他人所占有的时候，社会才会进入无法摆脱的阶级对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