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至17世纪，一种反映手工业者和商人利益的新文化思潮，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兴起。在西欧，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与此相应，出现了一种反对封建主义、宣扬人性自由的人文主义文化，这种进步的新文化。给沉沦于中世纪“黑暗时代”的西欧带来了春意，终于汇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思想解放的洪流。而同时期的中国明朝，由于城市的繁荣，市民群众成为活跃的力量。反映他们意志的思想，结合从封建“正统”分裂出来的叛逆者的“异端邪说”，同样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执着于现实人生的市民文化，也冲击了维护封建专制的“正统”文化。
    本文试运用比较方法考察两种文化的同异，追溯这些同异产生的原因，并在“同”与“异”中寻求二者发展的途径，旨在探讨中古后期中西文化的发展问题，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未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一
    在西欧人文主义文化和明朝市民文化之间确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两种文化的思想趋向是一致的。它们都肯定现实世界的世俗生活，歌颂友谊、爱情及人间幸福，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观念。在11世纪的西欧，“第一个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就极力宣扬现实世界的美好，认为人应该享受尘世的物质和精神幸福：“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凡人要先关怀世间的事。”①薄伽丘则辛辣地嘲讽教会的腐败与堕落，无情地揭露僧侣禁欲主义的伪善及不人道，同时也赞颂男女爱情的纯真和高尚：原本愚鲁无知的富家子弟西蒙，自倾心于一位美丽的姑娘之后心灵顿时开了窍，终于成为“才艺出众”的绅士②。16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大师拉伯雷，强烈要求打破封建神学的禁锢，到知识的源泉那里去研究人类和宇宙，去“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③。而同一时期或稍后的明朝，启蒙先驱们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他们针对“存天理，灭人欲”这一维护封建专制的理学教条，公开主张言“私”、言“利”，李贽等人就把“好货、好色”当作人生及自然的要求加以肯定，认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④因而，“好货”与“好色”乃人“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⑤的正常欲望。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则进一步指出：“气至于芳，色至于艳，味至于甘，人之大欲焉。”⑥充分肯定“私欲”的正当性。以“临川四梦”而享盛誉的汤显祖，极力推崇爱情的神圣性，把爱情看成能超越生死界限的伟大力量。他甚至发出这样的感慨：“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⑦“三言”的作者冯梦龙更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满怀深情地谱写了一曲曲男女相恋，为情而死的赞歌⑧。
    与关怀现世生活和人间幸福一致，两种文化都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力量，要求个性解放。人文主义者把自己生活的时代称为“人的发现”的时代，他们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皮科·米朗多拉指出：“人不受任何限制，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天性”，能够“自由地发展自己，战胜自己”⑨。特来美修院是人文主义的理想乐园，那里的院规只有一条：“随心所欲，各行其是。”⑩这些都是对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呼吁。莎士比亚更借丹麦王子之口，唱出了对人的理性、能力、仪态和活动的颂歌（11）。而明朝的启蒙先驱则倡言“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12）。他们认为人应该独立自主，不必服从他人的意志，甚至不必受“圣人”言教的束缚：“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可也。（13）倘若一个人不能率性而为，那就是“己心不直”；而“心不直，即不自由，不自由即非礼”。对“礼”作了全新的阐释或理解。
    无论是西欧人文主义者还是明朝启蒙先驱者所赞颂、讴歌的“人”已不再是“神化”了的封建统治者，而是一般的民众，特别是市民工商业者。罗马教皇的权威在中世纪至高无上。可是，还在文艺复兴早期，但丁就把那贪婪、腐化和出卖圣职的教皇置入地狱，让他们遭受“地狱之火”的煎熬，连活着的教皇逢尼法斯八世，也给他预留下一个位子。（15）对于这些“地上的上帝”，拉伯雷从各方面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嘲弄。在他看来，僧侣只是些“貌似虔诚的老猴”（16）。而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孔子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顶礼膜拜，但明朝的启蒙先驱对此提出了非议。王艮指出，孔子“亦人耳，胡万世之称圣耶？！”（17）他们公然打破对“孔圣”的迷信，认为不应该以孔子的见解作为是非标准：“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18）。这说明人们观念开始改变，在中西文化启蒙人士的眼里，“神圣”的灵光已经坠落，他们正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普通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活动。《十日谈》的一百篇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商人、工匠、厨师、杂役、贩夫走卒的生活群相，他们的善良、勇敢与机智受到了作者的赞赏。在《坎特伯雷故事》里，乔叟描绘了来自英国社会各阶层、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形形色色人物，有旅店主、磨坊主、衣帽商、伙食经理及木匠、厨师、船员、染坊工、纺织工等等。他们各自的容貌、性格，不同的言谈举止，作者都作了生动、细腻的刻划。这些工商群众的鲜明形象，与中世纪英雄史诗中苍白的人物形象成了强烈的对比。与上述著作相类似，明代的拟话本“三言”、“二拍”，也“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19），勾勒出商品经济的繁盛给社会风尚带来的新变化，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喜怒哀乐及理想追求。在这一点上，中西市民文学实为异曲同工。至明代中晚期，各行各业的工匠和商人已作为主人公大量出现于文学作品中：既有买卖珠宝、运销布绸、远洋贸易的商贾；又有纺织机户、碾玉工匠和线铺主管；也有裱褙铺主的女儿，贩香商人的姑娘；还有挑担卖油、提篮售姜的小贩。而且作品对工商“本业”公开加以赞扬，工匠、商人对自己事业的自豪感被堂而皇之地提了出来：“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20）。原来做官的“觉得心里不耐烦做此道路”而告脱了官职去经商（21）。亦有读书人不愿皓首穷经，宁可另图门路，“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图几分利息”（22）。所有这些描述已有别于以往视科举仕途为世业而鄙薄工商的旧观念，从而为时代带来了清新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