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市民阶层的成长壮大、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西欧的城市兴起之后，随着城市经济力量的发展，市民不再忍受教会和世俗领主的压榨，不断掀起争取自治的斗争，终于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登上了政治舞台。“到了13世纪，市镇的商人和工匠的权力和影响即使不超过贵族的话，已经上升到和封建贵族相等的地位”（35）。同样，明朝的市民阶层也不能容忍统治者的暴政，多次发动反封建的斗争。并且，市民的反封建斗争，得到东林党等在野开明地主政治集团的支持和配合。在这些地主阶级革新派提出的改革要求中，或多或少反映了市民阶层自由发展经济、争取平等权利的愿望。
    再次，两种文化都受到封建统治思想的压制。中世纪的西欧，天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经院哲学则成了统治思想。教会认为上帝高于一切，而人是渺小的，只能驯服地听从上帝的摆布。教会神学则否定人的价值，竭力贬低现世生活的意义，贬抑理性。《神学大全》的作者托马斯阿奎那断言：“万事万物的最终目的就是上帝”，“我们必须把那些特别使人接近上帝的东西作为人的最后目的。”（36）于是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文学只是“圣徒”的言行录，科学沦为信仰的仆从。同时期的中国，统治人们的主要精神工具程朱理学，也把圣人抬到高不可及的地位，鼓吹顺天命，抹煞人的个性，把“人欲”看作“天理”的对立物：“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37）即使是明朝中叶盛极一时的王阳明心学，也毫不例外地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这与天主教会所鼓吹的禁欲主义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使得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面对这种情势，市民阶层要求得发展，就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冲破封建主义的罗网。西欧人文主义文化和明朝市民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与封建的正统思想展开了搏斗的。
    最后，两种文化之所以具有相同的特点，还在于中西传统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人们常常把这两种文化的相似，归因于它们近似的经济、政治背景，但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实际上，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传统文化，早已在相互交流与沟通。到了14至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已经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通过马可·波罗等传入的中国文化，往西欧禁欲主义者的心扉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四大发明的西传，对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以及知识的增进和视野的开阔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为人文主义文化的兴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拜占廷文化及西欧文艺复兴文化传入中国，同样也对明朝市民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人的来华，翻译和著述了大量书籍，广泛介绍西欧的物理、数学和音乐、绘画等知识，成为西学的首次东渐，打开了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明朝先进士人的眼界。西欧人文主义文化和明朝市民文化正是在这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中共同前进的。
    如前所述，西欧人文主义文化和明朝市民文化更存着差异，具有不同的特点，这又是什么缘由造成的呢？我们认为，问题的答案，也同样应该从它们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入手来分析。
    首先，发展程度不相一致的经济条件为这两种文化提供了不同的土壤。从14世纪后期开始，西欧商品经济在城乡普遍发展，封建行会和庄园经济渐渐解体。伴随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商品的生产、交换更以空前速度迅猛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在16世纪已遍及西欧各国。可是，同时期明朝的情况却大不一样。明代中期以后，城市经济虽有了较大的发展，其繁荣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各地的步伐很不一致，西北等地往往商贾罕至，只有江南、东南沿海地区才是工商兴盛之地。而且，在这些地区里手工工场也仅局限于丝织，造纸、制瓷等少数行业。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仍是个体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刚萌芽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犹如无边沙漠中的几处绿洲，远不足以摇撼封建的经济基础。生活在自然经济下的小农，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一家一户，男耕女织。他们安于现状，思想因循守旧，有着严重的保守性和顽固性、与市民阶层积极进取、自由竞争的要求格格不入，事实上，已成为市民文化发展道路的绊脚石。正是西欧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人文主义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相形之下，明朝市民文化缺乏同样的基础，当它要往纵深处发展时候，广漠无边的小农经济非但不能给它以强大的推动力，反而紧紧地拖住了它的后腿。
    其次，市民阶层力量的强弱也是两种文化具不同特点的重要原因。早在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欧已建立了一些城市共和国，它们的政权一般掌握在富裕市民手中。而在那些较大的君主国家里，脆弱的主权为了与强大的封建贵族相颉颃，不得不跟市民阶层结成联盟。市民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其政治地位也日渐提高，社会影响日益扩大。跟西欧市民阶层相比，明朝的市民力量显得势单力薄，市民地位依旧卑微。在封建统治者眼内，商人仍为“四民”之末，是他们敲榨、勒索的对象。另外，城市工商业者的成分也相当复杂，包括封建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大作坊主和小工商业者，而前三者的比重很大。大商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和他们沆瀣一气，排挤打击中小工商业者，变成了封建统治者的帮凶。当时城市又是封建政权的中心，受到官僚、军队的严密控制，尽管民众对封建统治者的抗争此伏彼起，但最终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效，市民的地位没有多大的改观，依然十分低下。正因为西欧市民阶层力量的强大，人文主义者抨击封建教会就更为大胆和猛烈，一并地提出了更为完善的社会理想。也因为明朝市民力量的弱小，市民文化往往只好借用隐喻、象征的手法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及对理想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