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两种文化同样是承继了前代的遗产，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它们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牢牢地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壤之中。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兴致勃勃，趣味盎然，不遗余力地搜寻希腊罗马的古籍抄本，并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从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到伊拉斯谟、拉伯雷、莎士比亚，无一不对古典学术有着精深的造诣。人文主义大师们还吸取中世纪文化的积极因素，尽管他们只承认自己是古典文化的传人。《十日谈》的故事有不少来源于中世纪法国寓言、阿拉伯民间传说，乃至当时佛罗伦萨街谈巷议的真人轶事。罗吉尔·培根与弗兰西斯·培根，尽管分别生活于13世纪和十六七世纪的英国，但在两个培根之间，仍可找到许多相连的线索和相似的迹象。为了获得真知，罗吉尔认为必须排除“四种障碍”。弗兰西斯则认为必须扫除四种“假相”；罗吉尔重视经验和论证结合，给实验以“科学之王”的地位，弗兰西斯则更强调科学实验，他被马克思称为“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23）。人文主义者这种“以古为师”的主张同样为明朝启蒙先驱所提倡。从弘治年起，以李梦阳、王世贞为首的“七子派”就树起“复古”大旗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强调学习优秀的古代遗产。《西游记》就是把唐玄奘赴天竺取经这一民间早已流传的故事铺陈为小说的。“三言”、“二拍”，其素材也多采自唐宋传奇和宋元话本。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之说，尽管本意在于给封建的纲常礼教找寻新的理论根据，但内中却包含着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和启发人们大胆思考的一面，打开了禁欲主义的缺口。泰州学派承继了王学，并循着前人的路对禁欲主义说教直接展开攻击。这充分说明先进思想正是在不断继承当中得到发展的。
    然而，无论是欧亚大陆东端还是西端，对固有文化的继承，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翻版或单纯的“再生”，而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其中既有精华的吸收，也有糟粕的舍弃，更多的是改造和创新，把传统文化提升到新的高度。人文主义者所以呼喊“回到希腊罗马去”，一再宣传普罗泰古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再重复西塞罗的颂词“人是最高贵的”，是因为这些口号能在反教会的斗争中作为利器。他们研究古典文化的目的，是“为自己开辟道路”（24）。人文主义者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新的发掘，寄托自己的理想，赋予它们以新的活力。众所周知，《哈姆莱特》取材于12世纪丹麦史，其原型仅是一段中世纪的复仇故事，但莎翁以如椽大笔为剧本注入了时代精神，使之成为一部歌颂人文主义理想、揭露封建黑暗的伟大悲剧。同样，汤显祖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牡丹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后者原本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的形象也模糊不清，但经过汤显祖重新处理之后，一个不满封建礼教束缚，要求个性解放，执着追求自由、幸福和爱情的叛逆者形象，便跃然纸上。
    再次，两种文化即使在局限性方面，也颇有相似之处。人文主义者批判教会神学的禁欲主义、来世观念，但并没有否定宗教本身；他们抨击教会的腐败和伪善，却从来不想取消教会，只是希望教会能进行“自我纯洁”。彼特拉克对教会的弊端深恶痛绝，斥责教廷是“野蛮凶狠的庙堂”、“充满欺骗的地方”（25），却又乐于担任教皇的秘书和红衣主教的食客。皮科·米朗多拉既肯定亚当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天性，能够自由发展，又认为给亚当以自由的正是造物主，他实际上调和了上帝与人的矛盾。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观点和实践活动充满着矛盾，正如布克哈特所说：“他们今天具有这样一副面貌，明天又换了一副面貌”。（26）同样，这种矛盾性也体现在明朝启蒙先驱身上。这些启蒙先驱对程朱理学和正统文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们所痛恨的仅仅是理学的虚假和文人的伪善，而非“道学”、“君子”本身；他们抨击专制暴政，却没有对之根本否定，依然把澄清神州的希望寄于“圣君”和“贤相”。吴承恩揭露统治集团的恶德败行，但他所憧憬的仍旧是“佞人远，古道还”（27）的盛世；“三言”、“二拍”有反封建的内容和进步的观点，但无庸讳言，书中相当的篇章是愚忠愚孝、宽容顺从的封建说教。凌濛初所赞赏的那位逆来顺受、“甘守贫节”的张福娘（28），与被薄伽丘奉为“贤达”、不管丈夫如何折磨都“始终如一、不变初衷”的克丽雪达（29），何其相似乃尔！由此可见，新与旧、反封建与维护封建的因素交错在一起，体现了两种文化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二
    如果单单看到两种文化的诸多相同之处，那显然还不能对它们作出全面而正确的估价。我们仍有必要通过分析、比较来考察它们的差异。
    首先，两种文化发展的广度的不同。人文主义文化深入到各个思想领域，引起了文学、艺术、哲学、史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等一系列学科的巨大变革，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西欧各国先后涌现出像但丁、拉伯雷和莎士比亚这样雄视古今的文豪，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这样流芳百世的艺术大师，像马基雅维里、布鲁诺和培根这样杰出的政论家、思想家，像哥白尼、伽利略和笛卡尔这样卓越的科学家。而明朝市民文化所涉及的领域相对来看就显得窄狭。虽然，在文学作品方面，产生了不少反映城市繁荣、市民生活及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小说和戏曲；在文学理论方面，有前后七子倡导反对“台阁体”的“复古主义”；在哲学思想方面，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代表人物方面，也可以列举出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30）的“公安三袁”，以“情”抗“理”的汤显祖，以“童心”、“真心”对抗腐儒的伪道学的李贽等人。但总的说来，明朝启蒙先驱的反对封建束缚、重视人的价值和要求发展个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文学、哲学方面，还没有遍及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特别是科学方面。在人文主义思潮的激荡下，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兴起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的创立，标志着自然科学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伽利略的“三大定律”为近代物理学奠定了基础；比利时生物学家维萨留斯建立了科学解剖学；英国医生哈维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近代生理学随之诞生；笛卡尔创立了一门新的学科--解析几何学。自然科学新时代的到来，成为西欧人文主义文化的一项伟大成就。而明朝尽管也产生了《古今律历考》、《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和《徐霞客游记》这几部科学专著，但它们都只局限于对古代科学技术的总结和阐述，即使偶有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萌芽，也远不足以确立中国的近代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