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阶层力量的强弱，还表现在市民与封建统治者的相互关系上。上面说到，西欧王权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大都是在市民的支持下进行的，因而封建君主常顺应他们的意愿，在经济上实行重商政策，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对于体现市民愿望的人文主义文化，君主们也采取宽容、尊重以至扶持的态度。耐人寻味的是，在相当长时期内，天主教会对人文主义者也作了妥协和让步。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初，众多的人文主义者云集罗马教廷，在教皇庇护下，从事各种文化活动。教皇尼古拉五世、朱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都收揽人文主义者，“把那些公开攻击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个人列在教会的教俸名单”（38）。他们给人义主义者提供了施展才能和智慧的机会，客观上有利于人文主义文化的发展。反观朱明王朝，皇权空前膨胀，除经济上继续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压制工商业的发展外，变本加厉地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科举制在内容、形式上都更加程式化，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理学的教条框架之内，学术界像患贫血症的人一样“衰弱得可怜”（39）。此外，明朝统治者还迭兴文字狱，一切与理学教条相违戾的思想都被斥为“异端邪说”而横遭摧残。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正宗较之于经院哲学，对民众又更具麻醉性和欺骗性，甚至达到了“以理杀人”的地步。因此，市民文化要挣脱这样一副精神枷锁，远比人文主义文化摆脱经院哲学来得困难。
    再次，两种文化之所以存在明显的差异，还在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各具特色。如果说，古希腊学术是西欧文明之母，那么先秦诸子则堪称中华文化的源头。古希腊学术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要征服自然，人应该自由、全面地发展；先秦学术则多强调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心伦理和政务。古希腊文化活动的探索性多于功利性，“纯”科学和“纯”哲学比较发达；先秦诸子钻研的多是治国之策，很少有人问津“纯”科学、“纯”哲学。所以，无论是西欧人文主义者，还是明朝的启蒙先驱，当他们都把思想触角伸向遥远的古代，从本民族引为自豪的文化宝库里汲取精神养料的时候，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必然会制约着他们的言行。人文主义者以古为师，强调整理性至上，把人性的全面发展当作自己的生活理想，以蓬勃的朝气去追求知识，探索真理。他们放眼大自然，积极从事科学研究，从自然科学的成就中不仅察觉到神学信条的荒谬，而且悟出了人的尊严和伟大，悟出了理性的智慧和力量。人文主义者身体力行，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研究活动，科学结出了累累硕果，人类文明终于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而明朝正统（1436-1449年），以来，社会矛盾目趋激化，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局势，一向注重“经世致用”的启蒙先驱，更加忧国忧民。他们议论时政，抨击时弊，致力政治事务，无暇顾及其他学术领域的活动。先秦学术中忽视自然科学的倾向，又使他们不自觉地轻视科学的社会功用。尽管西洋教士带来了科学知识，“西学派”倡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在学术界却未能引起共鸣。科学在西欧与中国的遭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个中缘由，固然跟当时明朝社会生产力的普遍低下有着直接的联系，然而，文化传统其内在缺陷的消极影响同样是不容低估的。如果说，人文主义文化在西欧激起了千层浪花，那么，明朝市民文化在中国社会仅仅泛起了几圈涟漪，它只意味着中华民族在那黑暗年代的一度觉醒，并没有迎来近代社会的黎明。
    综上所述，14至17世纪的西欧人文主义文化与明朝市民文化的确存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是由两个社会相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忽略两者的差异，这也是与两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市民力量的强弱、封建压力的大小以及文化传统的各具特色密切相关。通过两种文化的分析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经济的发展对上层建筑的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上层建筑之间也相互影响；文化又有其自身的特性，它是在继承、交流和扬弃中获得发展的。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但它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列宁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化。”（40）基于这样的认识，西欧人文主义文化与明朝市民文化产生、发展的历程无疑会给我们以某种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