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两种文化的思想深度颇为不同。西欧人文主义文化向封建神学展开猛烈的攻击，满腔热情地赞颂人的智慧和力量，极力提倡追求知识、探求真理和全面地发展个人才智。虽然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丁，在《神曲》里还大量采用了梦幻的形式和隐喻、像征的手法，来揭露教会的腐朽黑暗，寄托自己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可到了文艺复兴后期，拉伯雷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已采取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在《巨人传》里竟让新时代的“巨人”高康大，跨上神圣的巴黎圣母院钟楼撒尿，还把钟楼的大钟摘下来当作马铃。拉伯雷甚而公开贬责各种形式的偏执和约束，在他理想的人间乐园特来美修院里，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和睦相处、任何人都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那里，既没有束缚个性发展的宗教礼仪，也没有限制个人自由的清规戒律，每个人都有充分发展自我的权利（31）。而明朝市民文化二三百年中却未能向纵深发展。启蒙先驱们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不得不经常采用隐射的手法，借助于升天入地、出神入化、生生死死来鞭挞暴君奸相的昏庸残暴，揭露封建统治的腐朽污浊。孙悟空活动和斗争的场所，只能是缥缈的天国、海底的龙宫和阴森可怕的地府。吴承恩正是通过虚构的神话世界，来塑造孙悟空这样一个酷爱自由、蔑视神权、乐观自信、勇于战胜困难的叛逆性格，折射出市民阶层反抗封建专制、追求个性解放，征服自然的要求和愿望。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都是托意于梦，在佞神信佛的帷幕遮掩下，对官场、科场进行入木三分的揭露和义正辞严的呵责，对青年男女真挚的爱情唱出了赞歌，从而委婉地反映新的时代特征。
    就两种文化的代表人物而言，他们自身发展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西欧人文主义者的代表，都是些学识渊博、全面发展的文化“巨人”。拉伯雷不仅是一位医学博士，还通晓天文、地理、哲学、神学、教育学和古经文、弗兰西斯·培根既从事法律政治活动，又进行科学实验，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闪烁着光辉的天才，以至19世纪的一些文学史专家揣测他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真正作者。相形之下，明朝的启蒙先驱难免逊色。在社会动荡、封建政权危机四伏的情势下，他们更多地关注国家的命运与民生的疾苦；他们不得不以全部精力来批判封建专制和探讨政治伦理，因而往往忽视了自然科学的研究。诚然，在启蒙先驱者当中，也有徐光启这样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人物，在他的周围，还曾经形成了一个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西学派”。然而，他们的活动在学术界却未能产生大的反响，甚至被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也不屑于与徐光启交往。“西学派”只是当时士大夫群中的凤毛麟角。
    再次，两种文化产生的社会后果也不同。中世纪的西欧，对人和对自然的观察，一直都隔着一层“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纱幕，“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32）。人文主义文化，摧毁了宗教神学千百年来的严密统治，使人们的眼光从虚幻的天国转向现世人生，转向无垠的大自然，把人的思想从神学的枷锁和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为人类的才能智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33）笼罩着欧洲大地的神学迷雾被驱散了，文明的阳光重又普照大地。人文主义文化，直接影响了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它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引发了英国产业革命。人文主义文化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主旋律，与宗教改革一道，相激相荡，共同弹奏出15至17世纪西欧思想解放时代的瑰丽乐章，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明朝，市民文化在暮气沉沉、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向专制政治和理学信条发起挑战。它肯定人的欲望，要求个性自由，无疑振聋发聩，使人们开始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统治思想程朱理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产生了怀疑。然而，市民文化中这些闪光的思想火花，在形成照亮黑夜的火流之前，就被封建统治者无情地扑灭了；也由于它还没有提出一个超出封建范畴的新理论，还不能像弗兰西斯·培根那样，为中华民族锻造出“新工具”。因此，并没有在神州大地上呼唤出近代文明。理学八股、科学仕途仍旧为知识界的主体所津津乐道，儒学经典的训条依然是人们不得逾越的生活规范。封建制度尽管老气横秋，却依然蹒跚不止，以其特有的东方气度傲视着西方文明。市民文化并没有把中国带到近代社会的大门。
    三
    由上可见，西欧人文主义文化与明朝市民文化竟有着如此相似之处，同时，又有着一定的差异。那么，为什么远隔万里的中国和西欧会产生这一相近的文化现象，其中的根本原因何在？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34）人文主义文化和明朝市民文化分别勃兴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且有诸多相通之处，无疑是由14至17世纪西欧和中国社会那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归纳起来，有四方面的内容。
    首先，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从14世纪中叶开始，西欧社会的生产力有很大的提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增长，城市也随之增多，先后涌现了佛罗伦萨、巴黎、伦敦和塞维利亚等城市。而同时期的明朝，商品生产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各地商业往来频繁。全国不仅有北京、南京等商业发达的大城市，而且还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兴起了苏州、松江和景德镇等中小城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在西欧和中国先后破土而出，商品经济正冲击着自然经济，这对于封建社会的瓦解，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力量。正由于古老的封建机体受到冲击，导致了社会心理、社会风尚的重大变化，人们开始注重尘世利益，执着现世人生，并要求人性解放和人性的自由发展，从而为两种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