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原始社会末期，日益强大的氏族首领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不断地兼并周围的氏族，使其财富和权力与日俱增，最终导致国家的形成。如何认识邪马台在这种兼并过程中的特征，如何在这一过程的某一点上认定日本国家的确立，目前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有关邪马台的情况，除考古资料外，只有中国古代有限的记载可供参考，而当时的中国人又无法将自己这样一个已具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同日本那样一个氏族共同体从质上加以区别，这显然又增加了认识这一问题的难度。
    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兼并主要是在战争中进行的。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武力征服和武力相威胁下的氏族联合。中国史书记载，公元前后，日本列岛上“分为百余国”，对西汉王朝“以岁时来献”。⑤公元一世纪后期至二世纪前期，与中国东汉王朝“使译所通三十国”，其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缓”。⑥至公元三世纪，与中国魏王朝频繁往来的邪马台，是领有三十余国的联合体，除狗奴国等尚处于独立地位外，其余已不见更大的势力。从“百余国”到“三十国”，从“三十国”再到邪马台，这是一个氏族兼并的过程。《太平御览》中说：“灵帝光和中（公元178～184年），其国乱，递相攻伐，历年无主”。足见其战争的规模和时间都是相当可观的。这种战争无疑会使弱小的氏族集团屈从强大的氏族集团，加速氏族的兼并。据《汉书》与《后汉书》记载，无论“百余国”、“三十国”，还是邪马台，都曾与中国有过积极的交往。他们在摄取中国物质文明的同时，在精神上也难免会受到统一、强大的中国及其大一统思想的巨大影响。这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云：“古往今来，中国人就视统一为文明的核心，日本人和其他东亚民族都接受了这种统一的政治制度高于一切的思想”。⑦打破封闭，走出蒙昧的日本民族，在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同时，祈盼自己民族的强大和统一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氏族首领竞相加入中国王朝的册封体系，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便驾驭其它氏族，最后实现以已为基础的统一，女王卑弥呼取得“亲魏倭王”的封号及大批贵重礼品后，便“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因为这对她巩固自己在三十余中的长者地位，威慑与之相对抗的狗奴国，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其与狗奴国发生战争时，又遣使赴魏“说相攻击状”，希望得到魏王朝的支持。魏使立即“赍诏书、黄幢”东渡“以檄告喻”，促使狗奴国偃旗息鼓。这些史实说明，在日本氏族兼并过程中，外部先进文化及强大政治势力的影响，起着异乎寻常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日本氏族的兼并过程，是在外来文化传入后开始的，同时又是在摄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展开的。外来影响使日本氏族兼并过程相当迅速，因而氏族社会固有结构也不致受到破坏。
    氏族的兼并，导致了社会分化的加剧，于是，最初的国家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氏族组织与国家的区别，恩格斯提出了两条标准：“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用这两条标准来观照邪马台，我们可以认定其性质。
    邪马台的居民确已居住在各“国”的区域内，但那些“国”仍为自然地理区域，其居民亦尚属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氏族成员。就其所谓的官吏名称来看，各自仍由原来的氏族首领率领，居住在世代为家的居地内。因而这种“国”，不过是“以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由血缘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氏族公社。”⑧
    邪马台也确有武装力量，“兵用矛楯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镞”；女王卑弥呼“常有人持兵守卫”；各“国”“相攻伐”；与狗奴国“素不和”，“相攻击”。不过将这些看成是国家所拥有的军队是不准确的。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不仅有铁制武器，而且有战车、战船和严密设防的城市，首领们也率领成千上万的人出外远征。但那都只是原始社会末期“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⑨而不是统治阶级有目的、有计划建立的军队。尤其在邪马台，两次大规模的战乱，都是氏族成员要求立女为王的主张得以实现后才平息的，更说明战乱中参与“攻伐”是氏族成员“自动”维护母权制传统的行动。
    至于其它的公共权力，严格地说也是不存在的。人们往往从“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的记载，判断邪马台已有公共权力机构。其实，对违法者“没其妻子”不过是原始社会末期掠夺奴隶的一种途径，而“灭其门户及宗族”的刑罚，虽然在阶级社会中随处可见，但原始社会更甚。原始社会尚无剩余劳动可言，也就没有保护劳动力用于积累财富的意识。处于原始状态的人们，其野蛮、残忍的程度是现代人所难以置信的。不要说对违反族规者及敌对部族实行杀戮，就是人人相食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在氏族兼并的某一特定时期，兼并者与被兼并者的关系如何，是分析国家是否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一般情况下，被兼并者虽然在形式上隶属于兼并者，而其管理机构和重大举措，基本处于自决状态，被兼并者与兼并者不仅协调行动，并且参与联合体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时他们尚属联合体中基本平等的一员。当管理机构已由转化为剥削者的氏族首领组成，其自身仅仅是兼并者奴役其氏族成员的工具，无条件服从兼并者的时候，国家便最终确立了。在邪马台所属各国的“官吏”中，除对马和一支的“大官”都称为“卑狗”外，其余各国官职的名称全不一致。说明他们是各氏族集团的首领。所谓的官职名称，只是当时中国官员的误解，其实可能是这些氏族首领的名字。邪马台对他们的领导方法是“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这“畏惮”正说明各国仍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如果已成为邪马台的工具，服服贴贴地任其驱使，就谈不上“畏惮”了。无论是卑弥呼，还是壹与，都是“诸国”以武力拥立的女王，这说明诸国参与重大决策的权力尚未取消，只有当这种权力彻底遭到否定的时候，国家便最终确立了。
    可见，邪马台与其所属的三十余国，构成了特定条件下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氏族联合体。但形式上基本如故的氏族结构，却正在逐渐发生质的转移，成为新的社会因素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