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竺天，1936年生，开封师专历史系副教授，曾发表《明入越的历史原因》等；戈振，1931年生，河大历史系副教授，曾发表《大越史记全书的编撰及其若干问题》等。
    后黎朝（1428—1789年）史学家黎嵩的《越鉴通考总论》（简称《总论》），是越南古籍中享有盛名的一本通史纲要。该书撰述了有文字记载至黎朝初年约1500余年的越南历史，言简意赅，评事较妥，有独到之处。长期以来越南史学家将该书推崇为后人学习越南古代史简明教本。但是越南对黎氏的《总论》很少全面介绍，尤其对黎氏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长期悬而未定。为此，拟对黎嵩及其《总论》的内容和若干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
    黎嵩（1454—约1527年）系北越青廉郡安渠县人，出身于后黎朝鼎盛时期的封建豪门贵族书香世家，其祖辈世代为官。黎襄翼帝洪顺二年（1510年），黎嵩官至吏部尚书敦书伯，后又晋升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知经筵事敦书伯，深得当朝青睐。黎嵩历任圣宗、宪宗、肃宗、威穆帝和襄翼帝朝中大学士，常为朝廷撰写敕令、诏谕并常供谏献策。洪顺元年，黎嵩为吏部尚书敦书伯，经黎嵩进谏，襄翼帝于洪顺三年（1511）遣刑部尚书谭慎徽、东阁书校阮文泰、兵科给事黎承休如明求封，明武宗封黎襄翼帝为越南王，并互派使节，南北朝和睦相处，从而使越王安心巩固新王朝的政权。同年，帝命黎嵩撰《总论》。由于黎氏的《总论》述事简要，史实概括性强，从黎朝中兴后，一直被列为国史馆教育贵族子弟和史学界学习越南古代史的简明教本。
    越南史学界对《总论》中的一些问题，存疑多端而未解决，而这些问题又对研究《总论》十分重要。
    其一，黎嵩和吴士连同为黎圣宗（1460—1479年）时的史学家。据史载当时吴氏为进士、国子监司业兼史官，而黎嵩为进士。1479年吴氏著《大越史记全书》，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史学家，而黎嵩为初露锋芒的进士，年仅19岁。黎嵩酷爱中国史书，对中国古史造诣颇深。汉文《大越史记全书》（简称《全书》）是他熟读的国史。这对他撰写《总论》起了奠基作用。吴氏的《全书》述自远古时代的鸿庞氏，止笔于黎朝开国皇帝黎利大定初年。而黎嵩的《总论》完全沿袭吴氏《全书》之起迄时间；《总论》的内容几乎与《全书》雷同，其史学观点更为相近。这说明黎嵩之书非他个人独创的新作，而是在吴氏《全书》的基础上加以取舍撰写而成。这就和越南某些学者所持的《总论》是黎氏个人独创的观点相左。
    其二，黎嵩的《总论》不仅取材于吴氏《全书》，更重要地是，它是黎氏在史学家武琼《大越通鉴》的内容体例和基础上加以简化，而后撰著成的。正如越南著名史学家陈文甲所说：“《越鉴通考总论》一卷，黎嵩著，此书系武琼《越鉴通考》一书的概论和扼要评论。”①据史学家潘清简所说：“先是武琼奉诏编辑《大越通鉴》凡二十六卷，进之，寻命黎嵩撰《总论》。”②这说明当武琼写成《通鉴》之后，随即命黎嵩根据《通鉴》删繁就简，再重新写一卷简史《总论》以供朝廷和诸史官阅览，亦作为后世学者撰史之用。史学家潘辉注在其《历朝宪章类志》中亦云：“武琼撰《通鉴》，上呈御览，襄翼帝欲意摘其要旨以为《总论》，以利阅读，乃有黎嵩此篇之作。”所以黎嵩的《总论》完全是在武琼史书的基础上，简明地加以压缩成一卷本的史籍。也正因为如此，越南最完备的正和本《全书》的作者黎僖将《总论》一字不少地保留在《全书》之中。同时武琼的原文不知何故佚失未存，只有部分史料保留在吴氏《全书》和范公著的《本记全书》里，所以黎僖很重视黎嵩之著，全文刊用，作为参考武琼原著内容的唯一根据。黎嵩之作成为今天越南史学界研究《全书》的一篇越史撮要，这不能不说是黎嵩功绩之所在。
    其三，黎嵩的《总论》何时开始撰写？何时竣稿？史学界说法不一。越南学者看法有二，一说《总论》始撰于黎襄翼帝洪顺六年（1514年）秋九月，成书于1514年；二说《总论》写于洪顺三年（1511年）夏四月，成书于同年。上述看法一是缺乏汉文史料根据；二是对史籍缺乏分析研究。根据史载，黎著书始于洪顺三年夏四月（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是对的。因为当武琼于1511年完成《通鉴》之后“随寻命黎嵩撰《总论》”，经过他三年的研究，终于在1514年秋竣稿。史书有云：黎襄翼帝洪顺六年（明正德九年，1514年）甲戍仲秋，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知经筵事敦书伯柱国臣黎嵩谨奉敕撰，进奉御览。黎嵩治学严谨经过他反复琢磨，审阅武琼的历史分期法，打破外纪和本纪之分，依年代顺序，帝王更替，有详有略，集成一卷，于1514年仲秋竣稿，上进黎襄翼帝并受到朝廷嘉奖。
    二
    《总论》全文共6500字③，概述了自远古时期的鸿庞氏至后黎朝黎太祖高皇帝大定初年的历史（自远古至公元1428年）。全文一卷，可分为三部分：前言、历代简史、黎朝开国君主黎利即位初年的政绩。《总论·前言》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颇有参考价值。
    其一，黎嵩认为越南的史学著作和南朝有志于君师之学者，必洞究中国孔学，作为历代人君之绳鉴千余年来越南治国之本确以儒学作为精神食粮。黎嵩说：“自孔子删尚书以为典谟，而帝王修齐治平之道益彰。春秋本鲁国史，自孔子修春秋，以定褒贬。”他认为“凡有志于任君师者，不可不阅帝王之学。”故有南国“诸史之作。”黎嵩自他撰写《总论》的宗旨“在此矣！”
    黎嵩说黎朝开国君主之所以得国保国，均由于“洞究贤圣之书。”他认为当今黎朝“大业既成，治功已定，乃锐治太平，必洞乎圣贤之书。”这说明他非常重视儒学之功，因为儒学是越南人修齐治国的根本。越南学者将孔子奉为圣哲，孔孟著作和中国历代史记均作为历代教本，在越南广为流传。既作为兴国之道，治国之本，又作为修身齐家之理，安邦平天下之据。千余年来，上自朝廷下至人民，中国儒学的发扬光大，不仅对越南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越南文化教育事业和思想意识的进步也起过非常大的启迪和推进作用，这是历代统治者和学者、人民所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