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引人注目的一大特点，就是逐渐形成了两大国家集团，并且对峙、斗争了四十余年。以往，人们习惯于笼统地把东西欧两大集团的出现及相伴产生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雅尔塔体系，但却忽略了在战争过程中由美苏英等大国政治家们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为战后世界设计的蓝图与战后现实存在的世界格局之间，有着不小的差别。在设计的蓝图中，很难找到关于战后欧洲国家将要实行集团化的措辞，相反，它们一再表达的共同愿望是要把盟国在战时的合作与团结延续到战后。可是，正是这幅以“大国合作”为主旨设计的蓝图，在欧洲的施工操作中建造出的却是以“两极对垒，集团相峙”为特点的现实世界格局。本文通过对勾勒战后世界蓝图的主要文件的分析，说明正是在大国政治家的设计中包含着有利于欧洲国家集团化的种种因素。
    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美苏英三国为主，在多次磋商和相互妥协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宣言、协定、条约、公告、议定书及秘密协议，对战后世界作出了一个主观安排和初步设计。安排和设计的宗旨、原则、构想，从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开始，经逐步明确、提炼和具体化，到1945年2月和8月雅尔塔、波茨坦两个会议结束时发表的文件，基本形成体系。该体系的中心任务有两个，一是对遗留问题进行处理，包括惩处战败国、整顿被战争破坏的国际秩序，维护和保障战胜国的胜利果实及既得利益。二是保证战后国际安全与和平，包括筹划新的安全体系，建立国际组织等等。为完成上述任务，战胜国主要采取了三方面措施：其一，确定各国各地区的地理分界线，借此恢复被侵略国家的领土完整，迫使侵略国割让领土以满足战胜国，特别是满足对胜利起主要作用的国家的某些领土要求，同时对战后世界及某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一定程度的地理保证。其二，调整各国关系，恢复或是重组被战争破坏的各国合法政府，以肃清法西斯残余势力及影响，扶植民主和爱好和平力量，促使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和平、民主的方向发展。其三，建立一套能够保证世界和平及各国安全的保障机制。这套机制既要及时有效地防止战败国重新发动复仇战争，又力求把各国纳入自觉主动地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并用赋予反法西斯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处理国际事务中某种特殊责任的办法，维系它们的团结合作。这三条措施都是全球性的，都包含着诸多具体内容。本文仅就涉及欧洲的内容予以论述。
    对于自30年代后期至大战中改变的欧洲各国疆界，在美苏英三大国的战后安排中是区分对待的。一是恢复被轴心国用武力和其他方式改变的各国疆界，即“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不愿其实现。”①二是认定如苏芬、波罗的海沿岸以及苏波、苏罗、苏捷边界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大都由相关双方通过条约及换文加以认定，有的还被反复加以认定。如苏芬之间的领土变更，先由1940年3月12日的《苏芬和平条约》作了规定，后由1944年9月19日的《苏英对芬兰停战协定》和1947年2月10日的《对芬兰和约》再次认定。②三是调整，或日边界变更，主要涉及前轴心国，意在体现对战败国的惩罚。其中最典型的是德波边界。自1944年10月起，经三大国反复讨论，到波茨坦会议上正式作出了明显有利于波兰的重大变更。③稍后，在对意大利、匈牙利和约中也作了有利于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调整。④另外，一些盟国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尽管当时并不具有边界线意义，但因其标明的是不同军事力量及政治影响范围的区分线，其意义也非同寻常。如1944年至1945年西方盟军与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在伊斯特利亚半岛（包括的里雅斯特附近）的军事分界线，1945年8 月以后美苏英法在奥地利占领区的分界线，均属此类。还有的分界线，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演变成了两个国家的边界线，如德国苏占区与西占区之间的分界线最终成了两个德国之间的边界线。
    上述安排和设计，拥有丰富的政治内涵，蕴藏着有利于东西欧国家集团化的多种因素。如果我们用政治眼光观察这幅欧洲地图，就会发现，通过几条边界线和分界线的串联，欧洲大陆被一分为二，形成了分受东西方大国影响、控制的两大部分。分割欧洲的这条线，北起苏芬边界，沿波罗的海东南岸至盟国在德国东占区与西占区的分界线，南接德捷、奥捷边界线，顺盟国在奥地利苏占区与西占区的分界线，到意南边界线并穿的里雅斯特直达亚得里亚海。这条线以东，苏联的影响显而易见，这在当时就已为一些政治家、军事家所认识。⑤欧战结束后，苏军不仅仍然驻留波兰、伊朗北部，而且保持着对德、保、罗、匈、奥的军事占领和管制。同时苏联还与南、捷、希、阿等国的抵抗力量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使它可以较为便利地对这一地区施加重大政治影响，直至在此地移植、推广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这样，在一定地域内相邻诸国具有相同的制度体制，尊崇相同的价值观，便具备了组成国家集团的基因。反观这条线以西的国家，不仅也拥有相同的社会制度，而且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如何尽快复兴经济就是其中关键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国际协作和循环就无法恢复，居民中靠较高生活水平维系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归附和信心就会产生动摇，这将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的整体实力和根本利益。但是，德意的战败，法国的沦亡，英国的窘迫，使西欧经济和重新启动缺乏原动力和带头人。面对这种情况，在战争中已深深卷入欧洲事务的美国，为自身利益计，也为一种与欧洲诸国共命运感所驱使，愿意肩负起帮助欧洲资本主义走出困境的责任，它也由此成为分界线以西的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核心。这种出于共同需要产生的向心趋势，将会成为国家集团化的积极动力。而政治上和安全上的某些共识，又使它们易于排除集团化道路上的障碍。
    进一步对比这条线的两边，还会发现，就改变战前疆界而言，东部多于西部，并且多集中于苏联的周边。据统计，苏联从芬、波、德、罗、捷及波罗的海三国获得总面积47万平方公里土地。⑥这些并入或租借给苏联的土地，战后不仅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也没有引发该地区激烈的纠纷和冲突。不能不承认，这起码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战后苏联对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调动能力和震慑力是战前所望尘莫及的。与此相适应，该地区其他国家对苏联的顺从逐渐加强。从边界的调整到政府的改组；从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到组成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并且对南斯拉夫展开围攻，都是这种顺从加强的证明。最终结果是形成一种“强国弱邻”格局，而由此造成的一些既成事实，国际社会也能正视和接受。从国家集团化角度看，这种格局本身就是很有效的粘合剂。并且，强弱之间的反差越大其粘合效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