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确定各国各地区的地理分界线，是对各国关系的一种调整，必然要涉及到各国的切身利益。为便于求得各方利益平衡，减少调整工作阻力，大国政治家们在一系列文件中，为战后的调整工作规定了统一的原则和工作程序。然而，正是在这些意在表现大国团结一致的原则和工作程序中，却埋下了萌发龃龉的种子。
    在“大西洋宪章”中，美英两国宣布，“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恢复各民族被剥夺的主权和自治权，是两国国策中的共同原则。⑦在“德黑兰宣言”中，美苏英三国表示了使“世界各国人民将不受暴政的压迫，按照各自不同的意愿和自己的良心自由地生活”的共同愿望。⑧而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除了重申上述原则和意愿外，还为协助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建立民主制度规定了原则性工作程序，即先使各国确立内部和平条件，成立能广泛代表各民主阶层的临时政府，再责成其尽快通过自由选举建立符合人民意愿的政府。⑨值得注意的是，三国还明确了在被解放的欧洲暂时不稳定时期，只要它们认为必要，就可以采取从赈济灾民到促成自由选举的“协助行动”。⑩据此，三国在莫斯科、雅尔塔、波茨坦会议上，对波、南、意、奥、罗、保、匈等国政府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意、奥、波、南的政府组成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和建议。（11）除了对上述国家的政治命运和前途公开的关注和指导外，大国政治家之间，还采取了秘密协商方式背后达成协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44年10月苏英莫斯科会谈，并就双方对巴尔干五国的影响程度达成秘密协议。（12）
    一明一暗两种方式，突出说明一个问题，即不仅承认而且强调大国对欧洲各国的干预和影响作用。尽管这种干预和影响在公开的文件上称之为“协助”，在私下的密谈里谓之“临时性的军事安排”，实质上，这是把三大国高高地放在了一个策划、指导的位置，赋予它们监督、干预别国内部改造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三大国与被解放的欧洲各国之间的不平等，妨碍了各国人民自由选择自己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使被解放各国只能在大国划定的范围的内，从大国熟悉和习惯的形式中进行选择，结果，很难不与大国中的某一个或某一类形成国体和政体上的同宗或者归一，这无疑有利于形成以某一大国为核心的国家集团。另外，还会形成一种不平等，即三大国的干预、影响能力，落实到某一特定的欧洲国家身上时，很难均等。战争既然在欧洲造成了势力范围的事实而且大国之间对此心照不宣，因此，在遇到具体国家时，就不是共同做主，而是以谁为主的问题。在处理某一具体国家问题时，大国便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负起相应的责任。而身处不同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作出带有倾向性的选择，或者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接受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大国提供的选择。两种不平等所起的实际作用，会进一步诱发人们的归属意识和集团意识。
    例如，在讨论对意和约过程中，围绕如何确定意南边界和的里雅斯特归属问题，发生了争执。由于准备对德国的五个前仆从国的和约是美苏英法中五大国外长会议的权力，当事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被排斥于会外。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意、南就需要在五大国中寻找各自的代言人。于是在外长会议上讲到上述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是代表着南斯拉夫利益的苏联与代表意大利利益的美英讨价还价，尽管外长会议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并未让意、南都感满意，但当时和事后，南斯拉夫确实认为苏联是他们的代言人和利益的捍卫者。（13）此外，苏联还坚决反对受美英暗中支持的希腊向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提出的领土要求。在巴黎和会上，苏联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两次就阿尔巴尼亚问题发言，斥责希腊的建议“目的分明是想实行瓜分阿尔巴尼亚。”（14）而对保加利亚则声明，“我们有信心地对我们的朋友--保加利亚人说：‘保加利亚人，请放心吧，你们的边界将是不可动摇的’。”（15）相反，当时在希腊还驻有军队的英国，其国内舆论界公开表示：“英国认为，科孚海峡两岸最好是由那些英国对其友谊没有怀疑的国家进行控制。”（16）美国则抓住机会对支持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报复。（17）
    再比如，伦敦外长会议上，美英以罗、保两国未建立起民主政府，匈牙利政府不是一个很好的政府为理由，提出在三国政府改组之前拒绝讨论对这三国的和约。（18）苏联一面进行辨护，一面利用会议程序问题反击。结果伦敦外长会议不欢而散。西方知道，以苏联对上述三国的影响和控制能力，要促成三国政府改组，唯有先取得苏联同意。于是美国主动提出召开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并由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和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当面向斯大林表示，希望斯大林出面劝告保加利亚现政权接纳两名反对派人士，并建议由三国务派一名高级官员赴布加勒斯特，安排罗马尼亚政府改组事宜。这两条建议经苏联同意后写进了会议公报。（19）尽管公报是以美苏英三国名义发表的，但实际上这是对苏联在解决东欧地区重大问题上主导作用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