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战的领导者积极主张并倡导解放奴隶。运动期间，奥斯曼在《圣战宣言》中明确宣布不得随意将有关人掠为奴隶。认为不论是把“穆斯林中的自由人”，还是把“称臣的异教徒”、“叛教者”、“战争贩子”、“压迫者”掠为奴隶都是非法的。帝国建立后，随着许多富拉尼人变成贵族，获取了封地，需要劳动力为之劳作，也因为埃米尔和官僚逐渐被原来非富拉尼人的贵族所取代，加之西非黑奴贸易仍在继续，统治阶层中有人仍在靠此生财。帝国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现实作出某种妥协，在释奴问题上不象圣战时那样旗帜鲜明。如奥斯曼得知法官穆罕默德·伊本·阿卜德·克里姆裁决奴隶必须继续当奴隶，并命令把奴隶交还给他的主人时说：“你参与支持不义，并企图变伊斯兰教法典的论断为不义。不要用这样的恶行亵渎真主，也不要介入奴隶主和他的奴隶之间。除非他自己已释放奴隶”。①从这里可看到奥斯曼既反对用法律的手段使逃亡奴隶复归主人，又不明确支持将之释放。后来当他又得悉有人借害病把奴隶作牺牲时，又说：“他还是把奴隶释放的好。这样就不致造孽”。②因此，圣战之后索科托帝国的统治者还是采取和制定了一些约束奴隶制、解放奴隶的措施及规定。如奴隶村到第二代后，就不再是奴隶村，成为人格上依附于封建主的居民村，奴隶可以赎身，付清赎金即可得到自由证书：男奴和女自由民通婚，子女即为自由民、奴隶主蓄养女奴作侍妾，女奴生子女后，即成为自由人，既不能把她出卖或转赠，也不能课以代役租。奴隶主死后，她有权以自由民身份嫁人。③在哈里发阿赫马德·本·阿提库（1859—1866年在位）统治时期，明令苏勒巴瓦人不要悬赏寻找已失奴隶。④不过，帝国内依旧存在有不少奴隶，有的人继续不断地被掠为奴隶。甚至也有奴隶村的存在。但帝国的奴隶人数决不会象19世纪有的探险家说的那样多。他们往往把农奴和奴隶混为一谈。圣战后建立的穆斯林帝国是一个保留奴隶制残余的神权封建国家。
    圣战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
    圣战后，整个豪萨地区实现了大一统局面，虽然统一不尽完整，但出现了和平的环境。豪萨一富拉尼民族的形成，统一后开放的广大市场，以及圣战引起的社会变革极大地解除了原来奴隶制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农业是豪萨地区人们的传统生活之本。圣战后，统治者采取一系列发展农业措施，贝洛鼓励农业、贸易和工业的发展，并把农业作为工业和贸易发展之本。他在给卡齐纳埃米尔奥马尔·达拉吉的指令中说：“穆斯林领导者的职责之一，即要注意乡村开拓，建设村庄及筑有围墙的城镇。这是为乡民谋取物质利益政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这种农业政策也应该是鼓励农业劳动者和工匠人员发展（生产），并为之提供备种、规划市场和道路……”。⑤帝国农业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农庄经济大发展，成为农业经济的基础。农庄规模有大有小。大农庄一般属于官僚贵族和一些富商，遍布帝国全境，尤以帝国中心地带最多，发展最迅速。如扎里亚的一个埃米尔穆罕默德·塞尼拥有大农庄，在1846至1860年间集聚了大约9,000 多人的农奴和奴隶。⑥小农庄多属于普通农民、平民和小商人阶层。除发展于帝国的中心地带，在帝国的外围地区象东部的包奇、贡贝、约拉、穆里，南方的努佩、伊洛林等地也大量发展。
    农庄经济除生产传统的粮食作物，圣战后经济作物生产有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成为帝国农业发展的又一大特点。烟草、棉花和靛青的生产日益增长，甚至出现了专门生产经济作物的农庄。19世纪20年代，贝洛在马加里亚拥有一个大农庄，从这里到索科托的路上就有许多种植棉花的农庄。19世纪中叶，在卡齐纳城的南部地区，烟草是该地区重要的农作物，产量的大部分出口到图阿雷阿人国家。有的地方还将林地改造成棉花庄园。尤萨菲·巴拉·乌斯曼在《卡齐纳的变化》一书中指出：“19世纪中期，塔达马外边的林区以德根达瓦著称，被改造成一些巨大的棉花庄园，它们分属于该地区的富有农庄主。”⑦这些经济作物产品大多被运到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地区如卡诺、扎里亚、索科托等城镇出售。北扎里亚的库达和法提卡等地还因输出经济作物名闻遐迩。
    19世纪末，随着伊斯兰继承习惯的侵蚀、奴隶的释放、农奴取得完全自由，以及自由民不断迁入相对安稳的地区和个体农民经济的日趋巩固，大农庄经济发生变化，在许多埃米尔国开始分解为小农庄。如卡诺的一位叫伊卡拉辛达拉的农庄主活着的时候，兄弟们及他自己的子女均与他在一起生活，组成大家庭，拥有大地产，每个成员虽按股拥有自己的财产，但本人并不能亲自掌管，作为整体存在于大家庭中。他作为一家之长，负责农庄管理，是农庄主。等到他死后，大家庭的财产即被他的兄弟姐妹分割。男性分得二份，女性分得一份。奴隶连同农庄一起被分割，各个继承人取得财产后，脱离大家庭组成独立家庭。达拉自己的家庭（4妻23子女）又对他的财产进行再分割。各自分到了独立的庭院和属于自己的一份农庄，带走了分配到的奴隶，开始单独经营自己的小农庄。⑧与此同时出现了土地买卖现象。理论上帝国的土地依照教法属于宗教公产，不能随意买卖，然而到19世纪6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开始有买卖农庄的情况。当时，帝国的哈里发阿赫马德·本·阿提库曾命令买卖农庄的苏勒巴瓦人停止买卖。但禁而不止，买卖规模反而有增无减。到19世纪末，尤其在索科托以外地区，寻求土地的新农庄主甚而始与土地占有者合作，从他们那里租得土地，以共同分享产品的方式付给租金。只要得到当地村庄头人的允许，他们就可以有选择地交换土地。⑨大农庄的分化及土地买卖现象的出现，大概也是北尼日利亚在殖民地时期成为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原因之一。
    圣战后，帝国的手工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有了大发展，几乎遍及帝国的每一角落，种类多，规模大、范围广，尤其以纺织业最为典型。不仅精于纺、织、染，而且功于刺绣。比达、阿公古和伊洛林的布能制出最迷人的图案。有的匠人甚至可以改造欧洲布，对之重新加工、染色和刺绣，使之符合非洲人的审美观。纺织品不仅在帝国内畅销，还出口到其他地区和国家。19世纪50年代到豪萨地区的英国旅行家巴茨目睹卡诺发达的手工业写道：“手工业制作和贸易携手并进……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参加了”。居民生产“长方形的或者妇女们穿的深蓝服装……或者各种颜色的格子花布。”⑩他们在城镇的深坑里染布，然后把布输出到的里波黎、廷巴克图、努佩和卡拉巴尔。帝国的另一重要手工业是金匠业，包括银、铜和铁匠。卡诺是制造农业工具、武器、马勒、马镫及妇女装饰品的中心。比达不但拥有银铜匠人同业公会，以高质量的图案设计和技术而名闻帝国境内，而且拥有中苏丹独一无二的玻璃制造行。他们制作的手镯、孔珠非常畅销。索科托生产并出口（特别是向卡诺）上乘质量的铁器。此外，皮革制造业，制陶业也很活跃，巴茨曾记述卡诺输出硝制皮革，红色羊毛和皮凉鞋，索科托的皮革品甚至名闻欧洲。19世纪欧洲人称赞不已的“摩洛哥皮革品”，就是索托的皮革品。它们由商人运销到摩洛哥，而后转卖到欧洲。沿尼日尔——贝努河的非豪萨人集团，特别是格瓦里人和阿布贾、科费、纳沙拉瓦和吉马的人们则是帝国最著名的陶器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