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犹太人的流散经历是其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如前所述，上海犹太社团主要由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来自中欧的犹太难民组成。三个集团之间虽有许多差异，但都有共同的流散经历。塞法迪犹太人的祖先早在公元前六世纪犹太国家被灭亡时被虏往巴比伦（今伊拉克），史称“巴比伦之囚”，两千多年来尝尽了没有祖国的苦头；俄国犹太人自1881年后不断遭受迫害、屠杀，深受利奥·平斯克⑧等人犹太复国思想的影响，而且倾向于以更激进的方式实现复国目标；来自中欧的犹太人本来已逐渐同化于中欧社会（特别是日耳曼文化）之中，但希特勒法西斯硬要将他们从社会生活中“清除”出去，使他们惨遭灭顶之灾，逃到上海的幸免于难者自然转向犹太复国主义寻求精神依托，这实际上是对纳粹反犹的一种抗议。总之，上海犹太人共同的流散经历为他们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
    2.上海租界这一“国中之国”是犹太复国运动产生的有利环境。上海的外国租界是外国人统治的中国领土，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在言论、集会、结社等方面有较多自由，因而为形形色色的政治组织开展活动提供了有利环境，其中也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如塞法迪犹太人大都系英国籍，因而“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便产生于英租界（后为公共租界），以后也一直以其为活动基地。而俄国犹太人多数居于法租界，因此俄国犹太人的犹复组织往往以法租界为活动基地。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犹太难民的犹复组织也主要活动于公共租界、法租界及公共租界、日租界与华界三区交接的虹口地区。
    3.上海没有自发的反犹主义使犹太复国主义得以顺利发展。反犹主义源于欧洲基督教文化中对犹太人的宗教偏见和种族歧视，而中国基本上的是受儒学、佛教、道教影响的，因而不存在反犹主义的思想土壤。从古代犹太人聚居的开封到近代以来犹太人集中的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地，从来没有在中国人中间自发产生的反犹主义。这里之所以强调“自发”这一定语，是因为哈尔滨、上海也曾出现过由白俄分子、日本浪人、德国法西斯分子策划或支持的反犹文章和反犹活动，但这只能说是“强加”的或“输入”的欧洲式反犹主义，完全不是中国土地上自发产生的。上海是中国最欧化的城市，在上海的外国人中自然存在着反犹主义，但在中国人中却完全没有反犹主义的影响。正因为此，犹太复国组织在上海建立后，一直与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各界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希特勒上台推行反犹政策后，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写文著书，表示同情犹太人民，支持犹太人重建国家，抗议法西斯反犹暴行。处于这样一种非敌对的环境之中，犹太复国主义在上海的发展一直没有什么阻力。
    4.上海犹太社区的雄厚经济实力是上海犹太复国组织得以增强实力，扩大影响的重要后盾。如前所述，塞法迪犹太大家族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俄国犹太人大都也属中产阶级。从本世纪初起，他们就一直从经济上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出钱帮助犹复组织办刊物，建学校，组织上海犹太连，举办各类活动，甚至资助巴勒斯坦犹太人建移民点，创办希伯来大学等。在上海犹复运动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特别是初创时期和欧洲犹太难民涌入时期，这一经济支持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犹复组织还利用上海犹太工商界广泛的国际经贸联系，争取国外，特别是美国犹太资本的支持。如美国犹太人的“联合分配委员会”（JDC）就向上海的犹太难民提供了大量援助。总之，上海犹复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拥有比较坚实的经济后盾。
    5.上海犹太人较高的文化素质使上海犹复运动具有较强的精神凝聚力的活动能力。犹太（希伯来）文化与中华（儒家）文化的一大相似之处就是重视教育价值，强调“唯有读书高”。在上海的犹大社区也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他们先后建的七所犹太会堂都兼有犹太宗教、希伯来文等方面的教学功能，嘉道理等家族还出资办了两所犹太学校，不少犹太青年进入圣约翰、震旦等教会学校深造，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犹复运动的骨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等国的犹太难民，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其中不少人在欧洲就是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仅音乐家就有数十人，内科医生有200人，犹太教神学院师生400人。如此高的文化素质自然使上海犹复运动受益不少，“贝塔”等组织积极组织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吸引了大批犹太青少年，各个犹复组织办了众多报刊，为水深火热之中的上海犹太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欧洲著名的犹太教神学院密尔经学院全体师生在德军侵占波兰时逃离那里，经立陶宛、苏联、日本辗转来到上海，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坚持学习，战后许多人成为犹复运动的骨干分子。该学院在东方渡过劫难、幸存下来的传奇故事，至今仍被称为犹太人流散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 并将英、美等国侨民作为“敌侨”关押起来，其中包括几乎全部塞法迪犹太人。此后，“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等以塞法迪犹太人为主力的犹复组织基本停止活动，《以色列信使》也宣告停刊。1943年2月， 日本当局宣布在虹口建立所谓的“无国籍难民居住区”，强迫1937年后来沪的欧洲犹太难民迁入该区。此后，欧洲犹太难民的犹复组织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俄国犹太人的地位十分独特：虽然他们都是反对苏俄政权的，现在却因来自这个国家而受益，由于苏联与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他们在上海享受着“中立国侨民”的待遇。因此，在整个战争期，俄犹的犹复组织仍能在上海公开活动，但政治色彩趋于淡化，重点转向救助犹太难民、办报刊宣传犹复思想、组织文娱体育活动等。
    1945年战争结束后，上海的犹复组织重又积极开展活动，犹复修正派这时已成为上海犹复运动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力量。战后初期巴勒斯坦形势急剧恶化，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逐步升级，英国当局与犹太复国运动之间也因矛盾激化而导致冲突。在这样的形势下，以修正派为主力的上海犹复运动便全力以赴展开了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行动。1947年4月， 上海犹复组织举行一系列示威活动抗议英国当局在巴勒斯坦处死4名犹复分子，其中4月22日在汇山公园（现杨浦区工人俱乐部等单位）举行的一次集会有8000多人参加，是上海犹太社区近百年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性活动。⑨到11月，随着巴勒斯坦的冲突白热化，上海“贝塔”建立了伊尔贡⑩上海分部（也有称中国分部或远东分部的）。该团体在毕勋路（今汾阳路）20号“贝塔”总部内设有秘密武器库和军训场所。（11）同时，上海犹复组织派代表拜访或写信给中国各界名流和政府要人，宣传犹复运动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进入1948年，阿犹双方都在巴勒斯坦积极备战。上海“贝塔”和伊尔贡也想方设法从各方面搞到武器弹药，并筹划用船将搞到的军火及一批受过军训的人员送往以色列，后因种种复杂原因而未能成功。5月14 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来，上海犹复组织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随着第一次中东阿以战争的爆发，伊尔贡总部紧急要求上海犹复团体尽快向巴勒斯坦输送人员。上海“贝塔”和伊尔贡先后选派了两批骨干分子前往巴勒斯坦，他们分别于1948年秋抵达那里，随即投入战斗，不少人后来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指挥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