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后，以难民为主的在沪犹太人逐渐离去，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拉美，也有一些人返回欧洲，其中包括不少犹复积极分子。以色列建国后，又有大批在沪犹太人移居这个犹太国家，其中几乎包括当时上海犹复组织的全部领导人。因此，到1949年初，上海各犹复组织的活动已基本陷于停顿。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6月1日， 代表所有尚在沪的犹太人的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亦称上海犹太联合委员会）成立，负责统一处理离沪犹太人的善后事宜和维护留沪犹太人的权益。此后，除该组织外的其它犹太社团组织均终止了活动，上海各犹复组织也不例外。因此可以说，上海犹复运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至此已告结束。
    战后初期，上海犹复运动曾在1946—1948年又欣起一个高潮，也可称之为最后一个高潮，但随即势头锐减，终于急剧衰落而消亡，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国的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就是重建犹太国家，而以色列国的建立标志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毕生为犹太复国主义目标奋斗的人来说，既然犹太国家已经重建，下一步是要巩固这个国家，保卫和建设这个国家，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尽快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因此，他们自己首先要尽快回到祖国去。1948年5月14 日以色列建国后，上海犹复积极分子们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回以色列去！”在前述两批骨干分子离沪赴巴勒斯坦后，1948年12月，以色列驻纽约领事M ·尤瓦尔奉政府之命作为特派员来沪，向上海犹太人发放了7000份赴以签证。（13）从1948年秋到1949年春，实际到达以色列的上海犹太人大约为4000—5000人，绝大多数是犹复运动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在他们离去后，上海犹复运动自然难以再维持下去。值得一提的，一些以色列要人就来自上海，如担任以色列第一任宗教部长的Z·瓦尔哈夫蒂格，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的Y·特科阿，以色列将军Y·哈列维等人。
    其次，战后世界恢复和平使大批犹太人，特别是犹太难民离开上海去欧美，极大地削弱了上海犹复运动的群众基础。来到上海的俄国犹太人和犹太难民，大都是因遭受迫害等不可抗拒的原因而被迫离乡背井的，他们仍希望有朝一日能返回故乡移居犹太人较多的美国、加拿大等国，但整个30年代世界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直至1939年欧战爆发，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他们的愿望难以实现。经营实业的英籍塞法迪犹太人本来并不象俄国犹太人和犹太难民那样急于离开中国，因为他们在英国统治下的上海公共租界及香港等地生活安定，生意兴隆，而且有安全感。但是，珍珠港事件后租界被占领，后又被废除，使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恢复了和平，欧美也开始了战后发展时期，这就为上海犹太人返回欧洲或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离沪的犹太人约3000—4000人，1947年约8000—9000，1948年5000人左右，1949年约5000—6000人。这样，到1949年，原在沪犹太人中的70％已离开上海，这必然使上海犹复组织的队伍日趋缩小，以致最后停止活动。
    第三，犹太资本撤离上海使上海犹复运动失去了经济后盾。一些西方学者总是强调外国人在1949年前离开中国是由于“害怕共产主义”。笔者以为，对于上海犹太人来说，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大多数犹太难民只把上海看作临时避难所，世界大战一结束便离开了上海，这与中国内战并无必然的联系。至于俄国犹太人，部分可能是由于对共产主义有看法而离去的，但也有不少人在二战期间因安全理由领取了苏联护照，直至上海解放后仍在沪安居乐业，还有少数人离沪后去了苏联东欧，对这些人就不能用“害怕共产主义”这顶帽子套了。也许只有塞法迪犹太资本家才确实是因担心中国革命胜利后他们难以在中国发展实业而离开上海乃至全中国的。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塞法迪犹太家族又回到上海，打算重振雄风，再图进取。但随着中国内战爆发，他们逐渐放慢了步伐，最终决定停止在中国发展。1947年以后，蒋家王朝垮台已是必然的了，他们便决定将资本撤出上海乃至全中国。塞法迪犹太资本的撤离，使上海犹复运动失去了经济后盾，难以再组织耗费较大的活动，一些犹复报刊也不得不停办。这虽不是使上海犹复运动衰落的决定性原因，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里顺便要提两点。其一，中国人民反对、批判英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掠夺，这必然要涉及到英籍塞法迪犹太资本，如热衷于贩鸦片、卖军火的沙逊集团等，但这决非反对犹太民族，与反犹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其二，就个人和家族而言，在沪塞法迪犹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塞法迪犹太实业家将先进技术、资金、人才、管理方式引进上海，客观上是有利于上海的发展的；有些塞法迪犹太富翁对中国民主革命和抗日斗争持同情态度，并资助过革命者和抗日运动。对他们做过的好事，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也不会在写史时一笔抹煞。
    （三）
    综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上海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犹复运动虽是整个世界犹复运动不可分割而又十分活跃的一部分，却因在上海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独特舞台上展开活动而具有特殊的发展形式。
    首先，上海犹复运动与其生存其中的中国社会友好相处，特别与中国的民主爱国人士保持着良好关系。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上海犹复运动便竭力争取中国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并取得了成功。1918年12月14日，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陈箓致信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主席E·S·嘉道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本国政府对于贵会之此种愿望（指恢复犹太国家之愿望——笔者注）与英国政府取一致之态度，”（14）明确表示赞同英国政府在《贝尔福宣言》中支持犹复主义的立场。比中国政府的支持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逐渐发现它们有许多共同点——强烈的民族主义、民主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后来还有反法西斯思想。于是，上海的犹复人士与中国的民主爱国人士逐渐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在1920年4月24 日写给《以色列信使》总编N·E·B·埃兹拉的信中说：“我对这场运动——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满怀同情之心。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15）27年后的1947年，南京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复信上海犹复修正派领导人J·汉瑟，重申了其父孙中山先生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16）30 年代希特勒掀起反犹狂潮后，中国舆论对犹太民族和犹复运动的同情更趋强烈，许多文章直接表示支持重建犹太国家。同样，许多犹复积极分子也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爱国民主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不少人还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民主爱国运动。犹复运动与所在国的政府、人民及民族民主运动保持如此良好的关系，这在世界各国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