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1864-1920）作为西方一代思想大师，其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就经济学方面而言，最能体现他的学术精粹的是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经济与社会》（1921-1922）和《世界经济通史》（1923）等著作中所探讨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分析。其论点曾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广泛研究，但我国经济学界尚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力图根据他的有关著述和有关的历史背景，评论他的著名论点。
    一、对韦伯分析逻辑的历史诠释
    与他那个时代其他德国学者一样，韦伯深信：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精神”，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目标、奋斗目的等心态，赋予每个时代以它自己的特殊性质。这种表现为人的社会心态的时代精神的发展，虽然也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因素，但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或失败。但与其他学者不同，韦伯强调宗教精神对个人的经济心态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具体关心的，主要是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认为，以“形式理性”的精确计算和客观考虑来实现“本质理性”所追求的价值或目标，这种现象只普遍出现在近代资本主义阶段。
    什么是韦伯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呢？那就是西欧近代兴起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一套新的经济伦理规范和生活态度。因而，“资本主义精神”是一个复合词，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人人应承担“诚实交易”、“遵守承诺”和“守时”等义务和责任，并且以“刻苦”、“勤奋”、“忠诚”等态度来对待各自的职业，以精确的理性计算来使资本和劳动的组织合理化，小心而又有远见地追求经济成功。
    韦伯强调指出，这些经济伦理中所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精神”使近代资本主义有别于以往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存在的那种利用特权、与政治权力勾结、不合理的投机或甚至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财富的“谋利欲”有着本质的差别。“谋利欲”并不是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本质表现，甚至与后者毫无关系。
    因此，贪得无厌的心态绝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地，资本主义精神倒是可以等同于节制，甚而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因为体现这种精神的经济行为典型地表现为：以利用市场交易机会谋利为基础，对可供利用的达到预期目的之方法进行谨慎的计算和调整，以期取得最大利润。
    显然，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道德之源泉不可能来自统治着中世纪西欧的天主教的经济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认为，经济动机是人的一种强有力的欲求，但不值得称赞，因为经济生活与道德目的无关；追求维持生计所必需的财富是人的正当权利，但追求更多的财富则不是进取，而是贪婪，贪婪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Tawney，1948，P44）因此，中世纪社会处处限制、约束谋利行为。
    历史毕竟要无情地按照它自身的内在规律向前发展，冲破各种人为的束缚。不管反对谋利的说教势力多么强大，进入16世纪之后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已经使这类说教显得极为虚伪。这种变化的压力开始慢慢地修改着“商人从来得不到神的欢心”这一古老的断语，并创造出“全世界只靠金钱和尘土来维持”这一箴言。16-17世纪的英国政府甚至出于发展贸易和经济的考虑，实施宗教宽容政策，接纳受迫害的西班牙新教徒、法国于格诺教徒等。但即便在那时的英国，在利用市场交易赚钱并将超出直接需要之外的财富自愿积累起来以便再投资方面，仍然缺乏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就是说，中世纪社会的宗教制度不能满足新兴的商人和资本家的宗教和道德需要，社会只是把这一新兴阶层的行为当作事实加以宽容而已，因而就出现了一个道德真空。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正好适应历史的要求，填补了这一真空，从而解除了人们适应市场以追求谋利时的心理障碍，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