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论证这一命题的起点是加尔文主义新教的“预定论”和“天职观”。据说，上帝创世时就把人分为“选民”和“弃民”两种，并由此决定了人世间努力的成功或失败。根据这种教义的解释，个人是否可以得救，已由上帝决定在先，即便是最虔诚的信仰和崇高的善行这类后天的行为，也无法改变已被决定的命运。但对于自然想知道自己是否属于“上帝的选民”的人们，加尔文肯定地告诉他们只有一条道路：听从“神的召唤”，恪守信义，并为赎罪而在世俗职业中努力克尽天职，从而就能获得超度。
    根据韦伯的解释，这种“预定论”的教义本来是具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的，但这种教义所引起的人内心的焦虑和孤独并没有导致新教徒听天由命，相反地，它的客观实践后果却是促使他们采取积极的入世禁欲主义的生活态度。因为，加尔文教牧师的布道鼓励教徒把日常世俗生活的成功视为是自己属于被选之列的一种可能的证据。这样一来，个人就必然把为了找到某种这类的证据而努力作为他的宗教义务的一部分，把真正履行世俗职业推崇为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在实践中，这种“天职观”意味着“自助者天助之”。更何况加尔文还进一步把日常工作的意义归结为：“我们将不以非法行为，不以欺骗和罪恶手段，不以掠夺和坑害邻居的行为来获取财富或名誉，但我们将在保证不犯罪的范围内来追求财富或名誉。”这一切都有助于新教成员在经济生活中的成功。当然，追求财富这类尘世生活成功的目的，不是个人的享受，一切都只是为了荣耀上帝。
    因此，正是新教使得谋利活动得到了宗教伦理和社会道德的普遍认可，使得近代资本主义初期的新兴中产阶级得以化解心理上的负担，专心志致于以合理性的方式去追求财富。随着新教伦理的普遍传播，这种经济伦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成为个人的社会行动的直接推动力，最终形成具有节俭、勤勉、进取的工作态度，热爱劳动并以系统地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基础追求财富的“职业人”的人格特征。
    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韦伯只是认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旦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深入人心而普遍化之后，它也就不再需要以布道这类的宗教实践活动来摧毁残余的“传统经济主义”障碍，而可以从市场经济内部的世俗源泉那儿获得充分的力量支持。他所强调的是，新教伦理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
    还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讨论中，虽然韦伯很谨慎地一再声明，他并不试图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作出单一因果关系的解释，但实际上他提出的是两种并存的论断，可分别称之为强论点和弱论点。强论点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基督新教的禁欲主义，亦即二者之间有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弱论点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密切的亲和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产物。这两种论点的差异，对于我们理解韦伯命题的历史评论是至关重要的。
    二、对韦伯命题的合理程度的历史分析
    韦伯不是第一个注意到新教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关系的学者。在他之前，恩格斯和马克思就曾对此作过一些评论。例如，恩格斯指出，“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马克思也写道：“货币崇拜有其自己的清心寡欲的一方面，它自己的克制，它自己的牺牲--节俭和经济，轻视世界上暂时的享乐，追求永久的财宝。因而英国清教或荷兰新教与赚钱之间有联系。”但是，韦伯却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作出系统的分析和论证，并对后来的学者们在这方面的分析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个学者。他的主要兴趣不是新教的具体教义本身，而是新教所倡导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客观实践后果。
    从历史上看，正如韦伯所分析的那样，新教的“天职观”和“内在禁欲主义”在其教徒中造成了一种与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地产生和运行十分适应的行为准则和工作伦理。从某些教义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新教徒显赫的经济成就有直接影响的因素。具体而言：
    第一，加尔文教派圈认为，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圣的，都是在光耀上帝。这在客观上对“市民社会”实行现代劳动分工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教徒对各自的工作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努力在各自的世俗职业中克尽天职，从而对财富和价值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新教圈的“内在禁欲主义”生活观，一方面鼓励教徒在世俗生活中要勤劳、节俭、朴素，并把致富成功视为上帝祝福的象征，另一方面竭力反对听任本能地追求生活享受。在实践中，这就给财富积累赋予了一种宗教的意义，使教徒得以集中精力于经济活动，同时又摒弃物质世界的奢侈极欲，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