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类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近代世界观变化的分析，力图以此来证明韦伯命题。17世纪欧洲生活中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对时间的日益理性的、严格的态度。这首先是与钟点时间联系在一起的。与中世纪农民的时间概念所体现出的工作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近代初期欧洲人日益强调严格计算时间和守时的观念，到18世纪，已发展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工作态度。这种新观念体现出讲究效率的工作风范。这类史实被一些学者用来为韦伯命题服务。但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时间观念的出现先于韦伯所强调的宗教改革时期，最明显的征兆是：早在15世纪初，欧洲主要城市都有公共大钟，指示商业活动和工作的时间。
    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第二个可能的世界观标志是1550-1750年期间科学发展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例如，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默顿考察了这一时期精神科学与技术在清教徒社会中日益兴起这一史实后指出，清教主义与新的科学观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反对权威主义、对人类未来的可能事态持乐观态度、坚持理性经验论、对经验的强调等。他还引述某些信仰清教的科学家关于把从事科学研究以追求真理视为荣耀上帝的观点，扩展了韦伯命题，认为新教徒自我约束、简朴勤勉的态度，加上与新科学观一致的清教主义，促进了近代西欧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兴趣（Merton，1938）。尽管默顿的具体论证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和非议，但韦伯研究者仍然借此认为，韦伯关于新教主义和世界观变化之间所假设的正相关关系是存在的。
    根据有些研究者的解释，韦伯的经验证据更多地是依赖于通过宗教影响的分析而对西方人的心态和非西方人的心态的比较，借助于这种比较，以反题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论点。例如，韦伯就曾以反题的角度提出儒教不可能象新教那样唤发出“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属于儒教文化圈的日本、“东亚四小龙”所取得的“经济现代化”的成就，证明儒教文化不能培育出“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断是一种武断。于是，许多学者借此也向韦伯命题的上述经验基础提出挑战，尤有甚者认为，从儒教伦理中就可以直接引出“资本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有些批评者却认为，在这些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价值观是西方式的，而不是儒家文化。事实上，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市场经济之成功，仅就文化因素而言，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儒家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有待于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和系统研究的问题。
    我们无法在此详细评论上述各类经验研究和争论双方的长短，但有一点似乎是很明了的，即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关系。至于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和证明。但是，不论什么样的经验研究及有关评论，都必须注意到：第一，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念型”的分析性概念，具有理想型的色彩。因此，要在具体的历史中找到完全对应的企业家或这种“精神”的载体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第二，不能把韦伯命题解释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只会体现在新教徒身上。实际上，这种精神一旦得到社会的认可，那怕只是属于新教的各社会集团的认可，随着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就会通过文化选择的机制，得以延续并最终扩散到非新教徒身上。从历史上看，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到后来，即使天主教也只得修改它的禁欲观念，甚至也不反对谋利行为。
    四、韦伯命题的经济学意义
    虽然众多的研究者指出韦伯分析的缺陷甚至武断的错误之处。但韦伯关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命题的生命力，并不在于他多么准确地证明了这种精神的形成与新教伦理的关系，也不在于他多么准确地刻划了这种精神的实质特征，甚至也不在于命题本身所具有的纯学术意义，而在于他敏锐地认识到：如果一个社会的民众能以价值合理性为动力，以工具合理性为行动准则，并将信念伦理与责任相互交融地结合起来，那么，社会经济组织就能够较好地协调经济合理主义与人性原则的冲突，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现代学者之所以一直热衷于韦伯《新教伦理》等论著的研究，正是因为被这种深刻的洞察力显示的现实意义所震憾。
    依我的体会，从经济学角度看，韦伯在此所显示的智慧可以具体化为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第一，对经济业绩的追求，必须与“经济伦理”（对经济行为的道德判断或经济行为的内驱力）取得一种内在的密切联系。这是一个关系到人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劳动，以及以什么样的行为取向追求业绩的重要问题。如果完成某种职业与最高尚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没有直接相联，那么，对经济业绩的追求就会采取与经济合理主义绝然相反的各种手段，不顾责任伦理，对各种职责和义务缺乏严肃的态度，甚至为谋利而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