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实现高效率的经济体系，仅仅有“工具合理性”原则是不够的。追求有效率地实现最大限度的利润，当然必须以精确地考核投入与产出为根本，合理地计算资本，从效能的角度组织劳动。但由此而产生的高效率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自我的真正实现。因此，如果工具合理性不能与某种非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或信仰（即“价值合理性”）取得一种内在的联系，则人们以全盘“理性化”为手段所追求的各种目标，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与文化创作等，就会降格为只追求一些无法高尚其志的价值，生活本身缺乏值得奉献的理想，物质生活的富足中尽是一些空虚的心灵。从长期看，空虚的心灵是不可能支撑起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的。
    第三，新的经济伦理、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在总体上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选择和适应的产物，但在这一过程中，有意识地倡导或评价又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这种倡导或评价的作用在于使人的经济行为有所趋避，有所选择，缓和新的经济文化同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而逐渐赋予某些优良的传统文化以崭新的内容和意义，从而最终助成新“精神”的成熟并占支配地位。在韦伯看来，新教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体现在这一方面。
    使韦伯内心痛苦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正在失去往昔那种严肃的生活态度和心灵的充实感。“理性化”过程的发展，虽已造就出高效率的经济体制，但却背离了清教主义价值关怀的初衷。不但新教伦理所倡导的勤俭美德早已不受重视，即使作为精神基础的“彼岸”价值也已凋萎，甚至连个人的人格尊严亦开始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却是自我否定的、机械的追求货币利润的精神。在这种追求中，把利润的追求看得重于对人的尊重，把消费看得重于创造活动，这一切都是对人性本身的彻底背离。过去以响应“上帝感召”为天职的人们已经成为“没有精神的专家，不懂情感的享乐者”。正是有感于这种现实，韦伯试图通过阐明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所产生过的影响，从中找出支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和道德支柱，从而促使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们进行反省，找回失去的“灵魂”，摆脱“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非理性”所铸成的“铁笼”。
    然而，西方社会至今也无法摆脱这“铁笼”。特别是二次大战之后的近几十年中，西方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如“随心所欲”的人生准则、极端的享乐主义、自我宽容、颓废和腐化堕落，正在严重地损害着西方社会的道德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也许，这正是西方学者研究韦伯的真正动机吧。他们想从他的思想中得到治疗西方经济文化病的启示或可供利用的智慧，重建一种能把社会责任感、各种人类美德与个人追求业绩的精神有效地结合起来的经济伦理。
    对我国学者来说，亦面临着类似的现实问题。虽然韦伯把他所赞美的人的那些品质，如有理想抱负、自我克制、克尽天职的献身精神、勤俭勤劳致富等，冠之以“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一词，但实质上它们却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工作伦理和道德基础。反身自省，我国时下的“经商热”在某种程度上所反映出的，不正是缺乏这种“精神”吗？“经商热”中某些人的行为，诸如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弄虚作假、以权谋私、欺诈等等，不正是韦伯所斥之为“贱民资本主义”的那种营利欲的表现吗？难道我们从这种贱民精神的泛滥中能指望建立起一种具有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绝对不可能。正如韦伯所认识到的那样，一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同人民的勤劳、节俭、克尽天职的工作态度、守时守信的职业道德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增进或减退。但是，另一方面，个人的勤劳节俭、进取精神，如果没有相应的完善的社会公共制度和法律，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创造性成就，相反地，只会导致“贱民式的”、不择手段的“金钱欲”，最终丧失忠于职守、奉公守法、尊重劳动等优秀品质。这一极为深刻的见解，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绝对不能忘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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