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要正确掌握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开展科学的比较研究，必须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必须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历史的比较研究必然走上邪路。比较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历史学可以用，其他学科诸如语言学、文学、教育学等也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搞历史的比较研究，资产阶级史学也在搞。施本格勒、汤因比都是以文化（文明）形态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西方史学大家。因为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谁都可用，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显得格外重要。由于史学理论观点不同，选用的比较对象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会相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现象是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所表现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本质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它是决定事物的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因素。但是事物的本质是隐蔽的，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因而必须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是掌握事物本质的入门向导。通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通过事物的外部联系进入内部联系，是历史比较研究绝对必需的。例如，对几个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进行比较研究，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积累的理论，弄清什么是原始积累才好进行比较研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④，这就是原始积累问题的本质，其他诸如圈地、殖民、国债、贩奴等都是现象。如果抓不住本质，从现象上比较原始积累是不会得出科学结论的。有的人认为，英国圈地运动是原始积累。圈地运动造成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所以流民的出现就是原始积累的表现形式。中国明朝中叶出现大批流民，所以认为原始积累已经开始。这是把原始积累的表面现象当做问题本质看待，自然得出错误结论。如果这些流民不是流向工场农场，而在新的地方又回到农庄为地主种地，生产者并未与生产资料分离，因而不能成为原始积累。即使流民再多也无济于事。这个事例说明，开展历史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首要条件。
    第二，注意历史上发生的事物或概念的可比性。历史上发生的事物或概念千差万别，如何区别哪些可比，哪些不可比。首先必须确定要比较事物类型（范畴）：是比较经济形态、土地制度、政治模式，还是比较法律制度、文化形态等等，然后才能选择对象进行比较研究。比较历史上发生的事物或概念，必然涉及时间和空间。按照事物发生的时间和空间有以下几种比较方法：
    （一）同时同地、同时异地的横向水平比较；
    （二）继时同地、继时异地的纵向垂直比较；
    （三）异时同地的间隔比较；
    （四）异时异地的交叉比较。
    一般地说，社会上发生的同类型（范畴）的事物或概念都是可以比较的，这就是事物或概念的可比性。例如，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和1848年德国革命的比较（异时同地的间隔比较）；16世纪尼德兰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18世纪法国革命、19世纪德国革命、20世纪俄国革命的比较（异时异地的交叉比较）；古罗马帝国初期的基督教运动与18世纪西方早期工人运动的比较（异时同地的间隔比较）；近代无产者与古代奴隶、中世纪农奴之比较（继时同地的纵向垂直比较）等等，只要类型（范畴）相同，都是可以比较的。前二者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类型自然可以比较，不会有疑义；后二者似乎在类型上会发生困难。基督教运动与工人运动，作为群众运动来说，它们属于同一类型，因而可以比较。无产者、奴隶、农奴三者虽然社会不同、性质不同，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直接生产者来说，他们属于同一类型（范畴），因而可以比较。至于如何确定比较的历史类型（范畴）问题，要看进行的比较研究要达到什么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根据自己研究问题的需要做出具体安排。确定比较类型后，再精心选择比较对象。
    历史上事物或概念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还有一层意思，本质不同的事物或概念是不能作为同质的事物或概念进行比较的，相反的情况也是一样。例如，反封建、反专制、争取自身和社会解放的进步资产阶级的政策与疯狂侵略扩张、掠夺全世界、镇压无产阶级的反动资产阶级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因而不能作为同质事物进行比较，如果作为资产阶级性质不同的两种政策也还是可以比较的。有些人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认为蒲鲁东很像卢梭。马克思认为，“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像尼·兰盖”，但又比不上兰盖，因为“兰盖的《民法论》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⑤。
    第三，对比较对象必须分别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于进行比较的每个事物都要分别详细地占有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掌握这个事物发展的全部总和。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做到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比较研究，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⑥没有深入的分别研究，就不会有正确的综合比较；分别研究是综合比较的基础。
    历史的比较研究必须一丝不苟地扎实地进行，任何想不付出艰苦劳动就会取得成果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列宁在批评司徒卢威时说：“要认真地研究一下哪怕是中世纪的争论同唯物主义历史的联系，就需要做一番专门的考察。但是，我们这位作者却根本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他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触及的问题成千上万，但是一个也不加以分析，并且以可笑的勇敢精神作出了一些极其武断的结论。”所以列宁认为，司徒卢威不是进行学术研究，而是极不严肃的学术“游戏”，“是学术垃圾，而不是科学”⑦。
    第四，历史的比较研究法不是万能的、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局限性。任何比较研究都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只能是拿所比较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做比较，而暂时地、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斯大林在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说把他自己与彼得大帝相比是“绝对不行”，接着说：“历史的比拟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⑧为什么不能比？斯大林没有明说，无非是认为自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彼得大帝是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专制帝王，二者不是一路人，所以不能比。这是仅就两个人物的一个方面来说的，把其他方面全都暂时地撇开了。若就其他方面（如国家首脑、管理才能、个人作风等）来说，当然还是可以比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比和不可比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有局限的，不是万能的。对于历史比较研究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应该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