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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西欧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调整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 严双伍 参加讨论


    战后西欧国家对社会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二次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破坏最烈的一场总体战争。这样一场战争,必然极大地影响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在战争所造成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冲击和震荡中,西欧社会蕴育和形成了广泛要求对社会经济进行普遍变革的思想,以及推动进行这种变革的强大的社会力量。
    首先,在战后西欧国家中,抵抗运动成为左右社会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次大战是一场各民族总动员的反法西斯战争。战争期间,西欧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积极投入了抵抗侵略者的斗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军事配合作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西欧国家的抵抗运动,决不仅仅具有军事意义,而且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抵抗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土沦陷、民族危机深重,而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或投降、或流亡的情况下,为捍卫民族独立和自身利益而掀起的反侵略、反压迫、反奴役的斗争。它几乎吸引了除叛国者、投降者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唤醒民众、动员人民的运动。随着抵抗运动从弱到强,不断向前发展,千千万万抵抗战士的斗争觉悟也日益提高。他们在担当起民族解放的重大任务的同时,也自觉担当起了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这一倾向,在战争后期愈益明显。例如在法国,1944年3月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通过的章程规定:在经济方面, 要铲除财政和金融寡头,实行经济的国有化和计划化;在社会方面,要实现人民的广泛民主自由,保证劳动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①。在意大利,抵抗运动的目标“并不以解放领土为唯一目的,它还考虑到了社会和经济的革命。”米兰解放委员会就要求,“由参加抵抗运动的各反法西斯党派组成‘特别政府’,给予它们以充分的宪法权力。”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指出的那样:意大利的抵抗运动“构成了一个广大的革命运动的格局”,从而“为建立一个与战前截然不同的意大利奠定了基础。”②西欧其它国家的抵抗运动情况也基本如此。
    考察一下战后初期西欧各国的政治形势,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抵抗运动的两大特点。其一,抵抗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广泛性和普遍性,使它关于战后社会经济变革的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赞同。抵抗运动的主要构成是工人、农民和其他中下层社会的劳动群众。广大人民同法西斯侵略与暴政进行殊死的斗争,并不是为了在战后恢复和保存战前那套旧的社会秩序。恰恰相反,他们是为了自身解放、为建立更合理的社会而战的。他们渴求建立一种“给所有人带来利益,并且消除苦难、贫困和不安全感的社会。”③他们痛感战前制度的腐朽和无能。一次大战后接踵而至的那种经济混乱、失业猛增、社会动荡和贫困蔓延的可怕情景仍记忆犹新。他们十分清楚,正是那些资产阶级政客,把国家和人民推入了经济危机和战争的灾难深渊。他们“不能同意简单地完全恢复原来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哪怕是这些结构肃清了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精神也不行,他们要求来一次‘革命’,改革国家和社会。”④他们认为,“抵抗运动不仅是有组织的反希特勒占领军的民族的和爱国的武装,而且同样是革命运动的武装力量,这个运动在战争结束后将重新给国家的社会结构以新的形式。”⑤抵抗运动上述这些民主改革的思想和主张,以及对战前社会的批判,在西欧各国均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成为战后社会舆论的主要导向之一。其二,由于抵抗运动在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并在解放时掌握了一定的权利,它成为战后各国重建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抵抗战士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战斗,为民族解放立下了不朽之功。它的这一功绩及其所具有的强大力量,必然使其在战后国家重建问题上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其实,尚在解放过程中,抵抗运动就控制了大部份的基层政权,并进入到中央政权。意大利战后曾组成了几乎是清一色的抵抗运动成员的“六党联合”政府,抵抗运动影响之大,甚至引出这样一种情形,判断一个政党的好坏,就看它“同抵抗运动有无联系,如果有的话,又是怎样的联系。”法国著名政治家莱翁·勃鲁姆在概括这一现象时指出:“政党取得多少民意支持,取决于它们接受了多少抵抗运动精神,或者说取决于它们通过同抵抗运动分子的接触而使它们的态度发生了多少变化。”⑥
    第二,左翼力量空前壮大,反动势力和右翼势力大为削弱。在二次大战中,西欧各国共产党获得了重大发展。据统计,意共由1943年的0.5 万人发展到战后的200万人,法共由1939年的30万人发展到100万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人数比战前也有了大的增加⑦。西欧各国共产党之所以获得如此重大发展,关键原因在于他们积极参加并领导了抵抗运动。在抵抗运动中,各国共产党是中坚力量。正是他们的牺牲和主动精神以及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保证了抵抗运动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共产党人的英勇行为,既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了楷模,也赢得了他们的崇敬和钦佩,乃至于某些非无产阶级社会阶层的人士——画家(如毕加索)、作家(如阿拉贡)、科学家(如约里奥—居里)等——也倾向于共产主义⑧。
    在各国共产党力量大为增长的同时,其他一些左翼政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社会党、工党等。在战后的选举中,左翼政党几乎毫无例外地占有了各国议会的绝大多数席位,各国政府也基本上都是由左翼政党联合执政。在法国1946年11月的大选中,左翼政党共获得72%的选票,在随后组成的新政府中,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和另外4名共产党人入阁。在意大利1946年6月的选举中,左翼政党共获得75%的选票,3名意共党员入阁。在比利时、荷兰、左翼政党分别获得了80%和69%的选票,共产党亦都参加了政府。在英国和挪威,工党则在议会中取得了绝对优势,并成为执政党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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