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非家督继承人除了离家谋生，到社会上闯荡之外，还有一条路可选择，即作别人的养子——尽管这种机会只是对少数人而言。一般说来，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家产越多，门第越高的家庭，收养子的愿望就越强，所以，对作养子的人来说，无疑改善了生活处境，较之过去增加了受教育的机会，并有了可继承的家业与家产，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无形中多了一条成才之路。事实上，在实业界和政界，有不少人就是养子（如财界的右河市兵卫，政界的加藤高明等）。后来成了日本首相的吉田茂，若非从小就成了大实业家吉田健三的养子，11岁继承吉田家的“家督”、成为户主，并继承了一笔可观的财产，而是一直作为士族出身的生父竹内纲的第五子的话，就不会太引起人们的注意，其生涯也许会是另一番情景。
    第三，有利于积累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明治民法》虽然规定遗产继承实行均分制原则，但是，更强调家督继承制，所以，财产的分割一般都停留在微乎其微的状态。这种长子继承家业与家长权，同时也继承了家产的继承制度在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薄弱、资本积累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若与诸子分割家产制比较，前者更有利于积累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尤其是在当时的大商家中，为了维护家业、扩大经营，都千方百计避免财产的分割。以三井财阀为例，早在十七世纪末年，三井就已发展成拥有八万余两巨额资产的富商。三井的第二代家长三井高利遗嘱子女不得分割财产，而是将所有财产作为家族共有。据此，三井家建立了同族十一家的体制，即由长子为总领家，次子以下五个儿子为五本家，通过招婿养子而成的五家为五连家。这种制度从德川时代被带到明治时代，其间三井财阀数度改组，而三井十一家始终作为一个家族整体，在总领家管辖下共同经营。财产的完整与集中，使三井始终保持雄厚的实力而居于四大财阀之首的地位。不论是累代发展起来的富商，还是明治维新后仅一代就发了家的新兴企业，其共同之处就是资本采取家产形态，而实行严格的家督继承制则是维持这种家产的必要手段。所以，各财阀都在家宪、家规中确定家族成员的家族资格，除上述的三井十一家外，安田是十三家，三菱是岩崎两家，住友则一直采取单一家制，在既定的家族体制下，实行严格的长子继承制，次男以下一分家就成了族外人，虽有财阀家族的血统，却无家族成员的资格，更不能染指家族的财产与商号。这种家产形态下的资本积累，使财阀、富商有能力投资于近代产业。根据1901年的统计，在当时全国持50万元资产的富豪当中，70～80％是经过数代乃至十多代才形成的，一代富豪只是少数。⑦若非有严格的防止财产分割的措施，这些大富豪是难以维持数代乃至十多代而不衰的。
    第四、家族企业——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经营主体。以“家”为核心的家族制度不仅是人们家族生活的准则，也渗透到近代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中。与欧洲的工业革命粉碎了各种封建束缚和管辖不同，在日本，当明治时代的人们开始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时，在组织方面依靠的却是封建时代的家族制度。财阀制度就是将家族制度运用于企业经营的典范。
    财阀是日本特有的经济组织，它是近代日本政治、经济的操纵者，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然而，不能否认，正是财阀以其独特的企业形式，促使日本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建设近代产业的明治时期，在既缺乏专门人才，又急需大笔资金的情况下，一些在德川时代起家、或是乘明治维新风云而一代发迹的富商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他们不仅在本行业里积累了大量资本，而且培养和锻炼了经营管理人才，有了较丰富的从事实业的经验。也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发展需要，在政府的大力扶植下，这些富商积极向产业资本转化，或收买企业，或兴办新的公司，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经营主体。
    就起源来讲，财阀以代代继承、维持“家”为根本特征，一部财阀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家的发家史。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为代表的大大小小的财阀，都是在家族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各方面考察，财阀制度都是援用了家族制度原理。在结构上，财阀是根据家族制度中的本家——分家的系列形成的以“家”为中心的同族集团，将属于财阀家族的企业作为直系公司，旁系公司则是通过股份收买，以模拟的家族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财阀本社的社长就是这个集团的家长。在资本形态上，财阀资本几乎全是由财阀家族所有，财阀家族的家产是财阀的物质基础。在企业管理上，各财阀无一例外地实行家族式管理，或实行以资本所有者兼经营者总揽一切的家长独裁，或以长年忠心耿耿服务于财阀家族的管家代行经营权，并制定家规、家宪作为财阀家族成员的行动准则。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财阀，至明治中期就已发展成为在生产、流通、金融等各领域均有据点的多角型综合事业体，使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因此，有人评价财阀这种企业形式“正是在闭关自守的日本，乍一接触先进国家的近代经济时，为了适应形势而做出的历史性的英明创举”。⑧
    总之，以“家”为核心的家族制度尽管充满了封建的不平等，但确实在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这种家族制度与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殊进程合拍，即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不成熟的情况下，为摆脱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进行的。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相比，日本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显然带有东方国家的色彩。
    三、家族制度在日本近代化中的消极与反动作用
    明治维新后确立的近代家族制度，从根本上说来，是落后的、保守的。即使像上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发挥过有益作用，也是客观上的、相对的。如果在对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进行经济意义的考察的同时，也进行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考察，那么，家族制度表现出更多的则是消极与反动作用，这是由其本身的封建性质所决定的。
    首先，家族制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但在社会方面却带来很多不利因素，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就已突出反映出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完成而日益明显。家族制度所造成的农村这个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源和“贮水池”，对于资本家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家长有扶养家族成员的义务，所以，失业工人的“归农”和伤病工人被遣回家，都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是工伤也必须接受，这就是近代家族制度的功能与道德。这样一来，因经济危机造成的失业，因劳动条件恶劣造成的伤病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被简单地转化为家族问题，农村中的家代替国家和企业成了失业救济机关和伤病休养所。这种情况不仅加重了农村的贫困，还使资本家更加有恃无恐地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使劳动条件止步于最低水平，并推迟了社会政策的立法，日本迟至1911年才制定工厂法，并拖到1916年才付诸实施，且实施范围极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