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财团这种家族式企业形式的积极作用只是体现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财团的突出特点是资本采取家产形态，具有强烈的封闭性与保守性，因此，各大财团虽然采取了把广泛的多种经营加以统一管理、集中控制的股份公司制，然而，财团资本几乎全是由财团家族所有，又意味着它具有可以完全不顾及股份公司制的一面。在日本资本主义走向垄断之后，日本的政治、经济就处在这些金融寡头的支配之下，它的封闭性与保守性是造成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畸型发展的重要根源之一。从日本近代经济结构上看，在繁荣的巨大资本后面，存在着庞大的中小零星企业和停滞不前、贫困的农村。为进一步实现资本增殖、扩大市场，解决日本资本主义结构本身的内在矛盾，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其结局，众所周知，就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败。
    第三，明治维新后确立的家族制度是日本近代天皇制统治的重要社会支柱。随着国家主义和法西斯势力的抬头，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的观念，借助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威力得到不断增强，并逐渐渗入国家的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形成家族国家观，它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毒瘤。
    所谓家族国家观，就是传统的家族制度的原理被运用于国家的理论。在天皇专制主义体制表面，披上一层家族关系的外衣，即把政治关系与家族、父子关系等同起来，其实质就是依靠被神化了的天皇的权力，对“臣民”进行家长制统治的国家伦理观。家族国家观的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运用家族关系的模拟方法，将天皇统治正当化，即把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比作本家与分家的关系及父子关系。“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即一国为一家之扩充，一国之国君指挥命令臣民，无异于一家之父母以慈心吩咐子孙”⑨，这是东京大学教授、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对家族国家观所作的再露骨、具体不过的解释。因此，就要求国民要像奉戴父母那样服从天皇的统治。这种“君臣一家”的观念，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宣扬与提倡，的确蒙骗、愚弄了不少人，在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二是强烈的忠孝伦理道德观念。在日本的家族中，孝是所有家族道德的基础，孝为百行之本这种儒家道德教育原理从德川时代起便已普及于广大民众之中。孝被统治阶级利用和扩大，便成为国家道德的基础，这就是忠。由于人们把国家与家等同起来，所以忠和孝也被等同起来，“个人对家之观念的厚薄关系到人民对国之观念的厚薄，爱家之心能成爱国之心，孝亲之心是爱国之心的基础”⑩。鼓吹忠孝一致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让国民坚持“臣道之第一义”——忠君爱国。忠君即爱国，爱国即忠君，且爱国必须忠君，这就是全体国民的最高行动准则。所谓忠君爱国，就是完全抛弃个人利益，抛弃私欲，无条件地、绝对地服从天皇和国家，正如当时有识之士讥讽的那样，“什么都是，蚊子也是为了国家，一是国家，二是国家，三、四都是为了国家。”（11）
    总而言之，家族国家观不外是天皇万世一系之国体观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大杂烩，其核心是忠君爱国，其实质是维护天皇制统治和推行对外侵略政策的思想武器，其目的是愚弄民众，使其安于统治、绝对服从。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中，这种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家族国家观被作为舆论工具，酿成狭隘的民族主义，造就了无数无知愚味、野蛮疯狂的法西斯军人。他们只知尽忠于天皇，一切为了圣战，使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其疯狂性、野蛮性、残暴性方面，比起西方老殖民主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欠下了数不清的血债，同时，也吞噬了大批日本青年的生命。在家族国家观的毒害下，愚味的忠诚代替了理性，许多人都是抱着“为君而死，此乃报恩于万一”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丧命战场的。正因如此，日本法西斯才得以创造并推行了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肉弹战术”和“特攻战术”，恰恰是这些疯狂至极，惨无人道的“战术”，曾被日本法西斯军人引为自豪，特攻队员活着回来就被视为不忠，多少人为了“尽忠”而成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炮灰。然而，日本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推行家族国家观，也使自己走向毁灭，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宣告了家族国家观的彻底破产。
    综上所述，经《明治民法》确立的家族制度保留了浓厚的封建色彩，它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发生在日本这个当时的后进国家的较为特殊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服务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但对国家制度束缚下的日本人来说，并无平等可言，而且，家族制度带给人们的不平等还迫使人们去接受整个社会的不平等。作为家族延长的天皇制国家利用家族制度和家族国家观，发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因此，应该说，这种家族制度是近代天皇制的支柱，毫无近代色彩。中山伊知郎在其所著《日本的近代化》一书中谈到近代化的概念，指出近代化应包括经济的近代化和社会的近代化两个方面，而且社会的近代化的概念比经济的近代化更广泛，这两个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笔者很同意这种观点，没有社会的（包括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社会习惯等方面）近代化，则谈不上经济的近代化。正确评价明治以来的历史，或许用工业化一词更为贴切，因为工业化仅相当于近代化内容的前半部分，即经济的近代化，而社会的近代化则未能与经济的近代化同步进行，家族制度问题就是一个突出表现。只是到了战后，通过占领军主持的民主改革，这种状况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解决，家族制度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资本主义民主开始在日本扎根，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任务才最终得以完成。
    注释：
    ①福武直《日本社会结构》中译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②引自熊谷开作《日本的近代化与家制度》法律文化社1987年版第138页。
    ③宫川透等《近代日本思想论争》青木书店1963年版第77页。
    ④川岛武宜《作为意识形态的家族制度》岩波书店昭和32年版第32页。
    ⑤福尾猛市郎《日本家族制度史概说》吉川弘文馆昭和52年版第210页。
    ⑥后藤靖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有斐阁昭和54年版第67页。
    ⑦明治34年9月23日《时事新报》， 转引野田信夫编《日本的经营一百年》钻石社昭和53年版第13—14页。
    ⑧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⑨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64年版第164页。
    ⑩明治43年（1910）国定修身教科书高等科，前引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13页。
    （11）前引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10页。
    （12）中山伊郎《日本的近代化》讲谈社1965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