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掸国王曾先后三次到中国朝贡，雍由调一直保持着国王的身份前后达30年之久。这不但说明掸国内部统一，政局稳定，而且能遣使从“永昌徼外”和“日南徼外”，海陆两路到中国。日南郡是当时中国辖地最南的一个郡、“日南徼外”就是日南郡界外，据学者们考证泰国湾内古代扶南的哥俄厄（Go-Oc-Eo）要港（在今越南南部的迪石省），是东汉时外国海船到中国停泊或转航的出入要港。131年，掸国和叶调国的使节一起，就是从这里取海路到中国朝贡的。又据《后汉书·西域传》：“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即罗马帝国的安东尼国王）遣使至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是西方罗马与东方中国开辟直接海洚上通航的开始。可见它是一个古代的国际要港，也是掸国在泰国湾的出海口。另一条“永昌徼外”，就是通过永昌郡界外的缅甸。有陆海两道：一条是海路，随掸国使团一起来中国的大秦（罗马）幻人（杂技演员）就是通过缅甸古代的苏伐那斯（Sobanas）港，今莫塔马湾要港，萨尔温江出海口的毛淡棉（Moulmein）到中国的。Sobanas就是由孟族建立的苏伐那蒲迷国的重要港口，它的梵文名“Suvarnnabhumi”意为黄金地，中国称金邻国。这个孟族古国的辖境，地跨缅甸和泰国，几乎两国南部的沿海要港都受它的控制（包括缅甸的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以及泰国的夜功河和湄南河等出海要港）。据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今越南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引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可见大秦通中国的道路除上述！日南徼外”一道外，又有经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或萨尔温江从水路通永昌。
    哈威《缅甸史》也提到：“公元二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今亲墩江Chindwin R.），经曼尼坡乘马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的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产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⑤文中的弥诺江是伊洛瓦底江上游向西的最大支流，可以上溯到印度境内。中国商人经曼尼坡乘马至阿富汗（即当时我国史书中的大夏）进行丝绸贸易，换取各国的特产，这与我国史书记载张骞在大夏见到四川产的蜀布（蜀锦）、邛竹杖可以互相印证。这条从四川经云南滇西出永昌至缅甸、印度、阿富汗的商道，我在十年前就提出称它为西南丝绸之路，它与西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有密切的关系。⑥
    如上所述，当时的泰国和缅甸在地理上都居于东西海陆交通的要冲，既是中国通往西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路的必经之地；又是连接东西方交通的陆上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相衔接的陆海交通的中转枢纽，它对开拓东西方的陆海交通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二、三国时期朱应、康泰出使扶南的意义
    三国时的南海航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东吴地处长江口的东南沿海，又是造船和航海技术最发达地区和生产丝绸、瓷器等商品最繁荣的产地，特别是它所辖的交州南海郡（今广东）和交趾郡（今越南海防）都是当时我国对外贸易的海港城市，从广州到交趾经常有海船往来，是我国南海航路的门户，甚至连庞大的军队也取海道而不循陆路。甚至连庞大的军如《三国志·吕岱传》称：“岱于是上疏讨徽（交趾太守）罪，督兵三千晨夜海浮”。连辽远的大秦（罗马）商人秦论于226年也从海路先到交趾，然后到武昌会见孙权。秦论详细回0 答了孙权询问的有关大秦的情况，引起了孙权的兴趣。因而他在命吕岱遣送秦论回国的同时，为了进一步探索通往西方大秦的海上航路和南海诸国的情况，又命吕岱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这时，南海诸国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泰国湾内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古国，中国史书称它为扶南（今柬埔寨）。据《梁书·扶南抟》卷五四称：“扶南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湾（即今泰国湾）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余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广十里，西北流，东入于海。其国轮广三千余里。”以上记载应该是扶南初期的版图。到了公元三世纪，范蔓执政时，其辖地就大大扩张了。据《梁书·扶南传》云：“范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穷涨海，攻屈都昆、九稚（即九离、拘利）、典孙（即顿逊）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次当伐金邻国，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
    从以上记载来看，泰国湾内的扶南已经具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能制作大船，穷涨海（即南海），从海路征服了泰国湾内沿海各国。如上述的屈都昆、九稚、典孙等十余国，据中外学者考证，这些国家大多在今泰国境内或在马来半岛北部与泰国南部交界地区。扶南并吞上述十余国后，其势力已扩展到今越南、泰国、缅甸、老挝和马来半岛等地区。它不但控制了中南半岛，而且称雄海上，扼东西海上交通的要冲，同时，它又位于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最大的崇信佛教的文明古国之间，是佛教东传的中转站，也是我国通往东南亚乃至南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贸易互市的中心。其地位的重要与西域的和阗、龟兹不相上下。据《吴历》记载：“黄武四年（225年），扶南诸外国来献琉璃”。说明当时扶南与南海诸国的使臣来献方物时，总是以扶南为其代表而记入史册的，因此，孙权对扶南特别重视。他派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并令他们在南海诸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了解，是非常有远见的措施。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专使通过南海航路到东南亚各国，开拓海外事业的一件大事，其意义不亚于张骞、班超之通西域。他们到达扶南后，“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见《梁书·扶南传》），尤其是他们将所见所闻，写成《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这两部名著都是研究东南亚古代史和中国同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史的珍贵遗产。可惜它们都已失传，幸在《水经注》和《太平御览》等书中尚能见其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