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北克1972年颁布的《文化财产法》对考古调查和发掘有严格的限制。执照的申请由三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审批。持执照者必须在工作结束后向当局详细报告执行情况。（见参考文献〈2〉）
    北美的文物保护法执行很严，下面是载于美国《联邦考古报告》上的两则消息：
    1990年美国新墨西哥城一名男子盗掘了一处史前遗址，被人告发。当局从他手中查获4只直径为8英寸的陶碗、3只陶罐、几件磨光石器和陶片。 此人声称为私人爱好并非牟利。1992年此人被判处两年缓刑，一个月管制，100小时公共服务，3742.58元的赔偿，以及500元罚款（见参考文献〈3〉）
    1992年加拿大有四兄弟到美国蒙大拿州野营，其中一人从一洞穴中挖到两件贝壳制的面具。次日他们给面具拍照后埋回原处，并报告了州历史保护办公室。有关官员在他们协助下找到了这两件文物，确证是罕见的印第安人遗存，大约有200 到500年的历史。由于该人有认错表现并主动向当局报告，被从轻发落，罚款200元（见参考文献〈4〉）。
    二、文化资源管理和合同考古学
    六十年代前，文物考古工作只是博物馆和大学里一些专业考古学家的纯学术性的研究，当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国家历史保护法》和《国家环境政策法》之后，文物考古工作发生了一种质变，即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心开始从纯学术性研究移向文化资源管理和合同性研究，因此考古学家不但要有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有管理知识。考古学家也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发掘遗址，一些文化遗产必须予以保护留作未来研究之用，在遗址发掘的审批中要慎重考虑这一资源能否最大限度地被有效地利用。由于配合基建的考古调查发掘的工作量愈来愈大，合同考古学开始形成一支独立的机构和专业队伍。一些政府机构由于本身工作的性质与文化资源管理关系密切，他们就直接雇用考古学家参与工程的计划决策，并且在考古调查和发掘中投入可观的经费，比如美国森林管理局1966年仅有一名专职考古学家，到1975年已增加到17名，在野外季节还要雇用20名临时考古学家。有人估计北美考古学家中有90％的人从事与合同考古学有关的工作。考古学合同制度的发展改变了考古队伍的结构、专业力量分布和研究的基础。
    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资金。纯学术的考古研究一般由考古学家向有关基金会申请经费。由于政府投入经费毕竟有限，而且竞争激烈，要从事大规模的纯学术研究相当不易。合同考古学资金来源不同，而且调查研究地区文化遗存的时空分布很大，使大范围的分析研究成为家常便饭。在纯学术研究中，往往由一名或数名考古学家主持研究，需要雇用助手，或请其他专家帮助分析特殊的遗存，如动物群和孢粉等，效率低，进度慢。而合同制考古机构往往集中了各方面的专家，各类分析可齐头并进，合作效率高，进度快。合同考古学的资金来源也大大超过纯学术研究的政府和私人资助。比如，美国陆军工兵部队和农业土壤保护管理局每年对考古工作的资助就远远超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资助金额的总和。美国农垦局，森林管理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对考古工作的投资也相当可观，而其他私营及个人与考古机构签订合同，提供经费的机会就更多了。（见〈8〉）
    文化资源管理工作的发展与六十年代兴起的美国新考古学的宗旨不谋而合。在六十年代前，调查发掘和研究个别的遗址是规范的途径。而新考古学提倡研究文化演变的动力，就必须研究有一定时空分布的遗址群才行。这种区域性的大规模研究没有一定的人力和财力是难以做到的。而合同考古学在这方面往往具有独到的优势，它的性质就是要全面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遗产，为文化演变进程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见〈9〉）
    文化资源管理的一个要求是必须对文物和考古遗址作出估价和保护的决策，所以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往往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对于文化资源管理来说，遗产的重要性不能仅仅根据考古材料的研究价值而定，更重要的是必须考虑这些遗产的人文历史价值。此外，文化遗产的估价也会因研究目的的转移而发生变化。比如，在居址考古学兴起之前，只有典型遗址才是最重要的，这些遗址堆积厚，遗存丰富。但是居址方式研究要了解狩猎采集群和农业部落活动方式的变化，一些不起眼的短期遗址变得十分重要了。可以想象，将来许多新的研究方向会使考古遗址重要性标准进一步发生变化。因此，在作出哪些遗址应当保留，而哪些可以在清理后放弃的决策时，衡量重要性的标准成为最不易掌握的问题。
    格拉索（M.A.Glassow）对文物考古资源的重要性提出了五项衡量标准。 第一是遗存的多样性，信息材料如器物，动物群，孢粉，碳屑等愈多相对来说愈重要；第二是数量，遗存数量愈多相对也就愈重要；第三是明晰度，遗存相关背景愈清楚也就愈重要；第四是完整性，遗址保存状况好，破坏扰动愈少相对就愈重要。
    然而这五项标准主要指考古材料的研究价值，作为文化资源其本身价值又有其他标准。格拉索也提出了四项标准：第一，遗址对考古学总体研究的价值。这项标准往往是物以稀为贵；第二，在当地文化历史中的重要性；第三，对当地土著文化的重要性；第四，从经费支出考虑的发掘保护价值（见〈10〉）这些衡量文化资源相对重要性的标准也许仍然是十分初步的，但确是值得考虑的基本立足点。
    文化资源管理和合同考古学的兴起和完善大大促进了文物保护的工作。现在北美真正的所谓抢救性考古发掘也大幅度减少。尽管紧急情况总是难免的，需要考古学家采取抢救行动，但是这种救火式的发掘已成为一种非常偶然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