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害关系的变化，是国际政治力量重新组合的决定因素。日本扩大侵略，日益对美苏形成严重威胁，遂使美苏两国不谋而合，产生了共同的制日愿望。美国人认为，“承认那个在俄国已执政十多年之久的政府作为一种抑制力量，看来是外交上深谋远虑的一着。”（14）参议员约翰逊说：“‘赤化’的可怕，还在将来，‘黄祸’到来，已迫在眉睫。”（15）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认为，美苏关系正常化“是对日本施加严重压力的一种手段”（16）。日本统治集团曾为此感到不安。美国国务院收到东京的报告说：“日本当局以沉重的心情等待着美国承认苏联”。（17）对此，苏联坚信：一旦能获得美国的承认，日本对俄国滨海边疆地区公然采取挑衅行为时就会三思而行。共同的制日愿望，推动了美苏早日建交。
    第三，世界政治格局的分化改组，是美苏建交的历史必然
    恩格斯说：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18）恩格斯的这段话，有助于我们去进一步理解美苏建交的更深刻的国际背景。
    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对世界发展演变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其一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其二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第一种因素一直起主导作用，它强有力地影响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但在30年代初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经济危机的打击、社会主义苏联实力不断增长等因素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大大激化，第二种因素逐渐上升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激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各国之间的政治对峙加剧。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为了转嫁灾难，寻求出路，展开了激烈的商品战、货币战、关税战、军备战。1933年6—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主要议题就是稳定国际货币和拆除各国的层层关税壁垒。但是，由于各国矛盾尖锐，特别是英美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致使会议不欢而散。1932年2月—1934年6月的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也只不过是一场用裁军幕布掩盖起来的军备竞赛的闹剧而已，故只能以失败告终。
    围绕30年代初的国际三大政治热题：战债问题、日本侵华问题和裁军问题，帝国主义国家陷入重重矛盾之中。在战债问题上，美国欲收回战债而与英、法、德发生了冲突；在裁军问题上，各国都想扩大自己而限制对手。日、德两国由于目的未遂而相继退出了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在日本侵华问题上，既有美、日的对立，又有英、日的对立，还有英、美对立，因而形成了英、日、美之间的三方激烈争夺。斯大林说：经济危机的唯一后果，就是造成了帝国主义各国矛盾的尖锐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加剧烈。”（19）
    其二，法西斯主义猖獗，日、意、德率先走上扩军备战和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
    法西斯专政是极端反动、极端帝国主义和极端沙文主义的公开恐怖独裁。它对内镇压、对外侵略，企图把法西斯政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煽动德国人民为“生存空间”而战。他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20）日本侵华、意大利侵埃和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等事件的先后爆发，最终使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在精神共鸣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结成了轴心国侵略集团。于是，在资本主义阵营内，就出现了法西斯国家集团和民主国家集团之间激烈的利害冲突和争霸较量。
    在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之初，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以维持其霸权地位。1933年6月7日，英、法同德、意在罗马签署协定，准备满足德国的某些要求，由于多方反对，协定未能生效（21）。而美国则转向广泛的国际合作来对付法西斯威胁，力求不与法西斯国家正面冲突。它多次举行泛美会议，推行“睦邻政策”，同时还把联合目标转向苏联。《纽约时报》1933年10月21日曾发表述评，指出：“苏联是对付侵略的屏障，它在一个大陆上对付军国主义的日本，而在另一个大陆上对付希特勒德国。”（22）
    此时的苏联，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打破了帝国主义对她的包围、孤立、遏制和封锁。早在20年代时期，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承认了苏联。1932年7月—11月，苏联又先后同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法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23）。1933年夏，苏联同西班牙恢复了外交关系。同年秋，苏联同意大利签订了为期5年的友好、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其中第4条明确规定：“缔约每方保证不参加反对缔约另一方的任何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协定或反对另一方的任何结合。”（24）苏联对外政策的胜利和国际威望的提高，为和平力量的增长和阻止欧洲法西斯势力的联合起了积极作用。这样，社会主义的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愈益重要。美苏建交，就是这个国际关系发生新变化的必然产物。
    第四，顺应时代潮流，是罗斯福促进美苏建交的明智之举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并着手实施“新政”。不久，他的“新政”措施便收到了显著效果。《纽约时报》就此评论说：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绝大危局……，千百万人称颂他是“天赐的时代巨人”（25）。
    在对苏联关系问题上，罗斯福不像他的历届前任“无理性地害怕布尔什维克的鬼影”，而是采取了尊重事实和正视国际新生政治力量的现实主义的作法。他具有这样的信心：问题不在任何内在的危险或外来的灾乱，而在于自己有无认识，有无力量来对付那危机（26）。基于此，罗斯福为实现美苏建交作了大量工作。他在调查和征询中得悉，在其上台前美国曾有800名大学校长和教授联名上书， 要求承认苏联以保障和平（27）。他还派外交委员会参议员克劳德·斯旺森就承认苏联问题发动全国进行讨论，以了解美国实业家、编辑、宗教领袖、军人团体、政府官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1933年4月，各方材料证明，美国人普遍赞成承认苏联， 连孤立派议员博拉也强烈支持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