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葛兰西提出这样的霸权理论，是他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意大利现状进行深刻思考的结果。当时，葛兰西生活在都灵，尽管那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举足轻重，但这种运动在其他地方却得不到多少支持。相反，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为形式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却吸引了大量的工人和农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相对自由的条件下，直言不讳地发誓捍卫和解放从属阶级的工人阶级政党，其政治作为一般说来要比它们的保守的竞争对手差得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葛兰西正是试图通过对霸权的分析来解释这一点。
    葛兰西认为无论是暴力还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都不能解释生产在从属阶级中所享有的同意。毋宁说对这种同意的解释是在意识和思想的力量之中。这种同意体现于市民社会之中。可以说工厂、学校、教会、家庭、工会组织等等都是获取群众积极同意的霸权组织。在这种霸权体制下，统治阶级的一小部分是通过它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和智力领导而实施控制。这一领导部分有权力亦有能力清晰地表述社会其他部分的利益。它不是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社会的其他部分，毋宁说它代表的是一个教育和政治改造过程。经由这个过程，统治阶级表明了一个霸权原则，该原则集合了从同类群体的世界观和利益中推论出的共同因素，通过这一过程，统治集团能够运用自己的政治、道德和智力领导使其世界观无所不包和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一霸权涉及教育体制、文化体制、信息组织、生活结构，而且特别涉及其中的活跃主体--知识分子。
    一位分析家认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创见在一定程度上就在于他对资产阶级统治（实际上还有先前得以确立的任何社会秩序）性质的看法，在于他的这一论证，即制度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或它的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权力，而在于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世界观’的接受。统治阶级的哲学经由一整套复杂的庸俗化过程而作为‘常识’出现：也就是群众哲学，这些群众承认他们生活于中的那个社会的道德、风俗和习惯化行为。因此，对葛兰西来说，问题在于理解统治阶级怎样设法以这种方法赢得从属阶级的同意；并因而认识后者将怎样设法推翻旧秩序和造就一种有普遍自由的新秩序。”（15）
    正是基于对意识形态的这种认识，葛兰西特别强调了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认为，享有霸权地位的阶级或阶级联盟，为了确保自己的霸权地位，总是通过把自己的文化观深深编织入社会结构之中来获取政治正统性。为了这个目的，它会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之内把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置于战略位置，并且会同最有影响的传统知识分子结盟。它在高层文化王国的哲学家们会将清晰表达的世界观一滴一滴注入并结晶于“常识”之中。这种“常识”也就是所谓“哲学的民间传说”。葛兰西认为霸权关系也就是一种教育关系。他说，“教育关系不应局限于严格的‘学术’关系领域内”，“这种形式的关系存在于整个社会并且适用于每一个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它存在于人口的知识阶层与非知识阶层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精英人物与其追随者之间、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先锋队与主力部队之间。每一种‘霸权’关系都必然是一种教育关系，它不仅发生于一个国家内部，发生于构成该国家的各种不同的力量之间，而且发生于国际性和世界性范围，即发生于国家和大陆文明的复合体之间。”（16）
    由霸权概念葛兰西引出了一个“消极革命”概念。所谓“消极革命”，就是指资产阶级凭借自己的霸权地位，采取种种技术方法，通过根除革命对手的革命可能性来阻止这个对手的发展。葛兰西正是用这样的概念来解释资产阶级何以能在政治和经济危机中苟延残喘：接受来自下层的某些要求，同时促使工人阶级把其斗争局限于经济一团体范围。葛兰西认为，每当资产阶级的霸权受到威胁，或是它的政治上层建筑（暴力加霸权）不能应付扩大生产力之需时，它总是尝试消极革命战略，借以使生产领域的变革在现时社会结构中得到调节。葛兰西说：“群众性的意识形态因素往往落后于群众性的经济现象，因此，在某些场合，经济因素所引起的自动冲击会因传统的意识形态而迟缓，受到阻止，甚至被暂时打断--所以必须有一场自觉的、有计划的斗争，以便确保群众经济地位的迫切需要得到理解，而这种迫切需要可能同传统领导的政策相冲突。”（17）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应开展积极能动的反“消极革命”的斗争，应以自己的政治教育来对抗资产阶级的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