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米德兰的平原地区，农民经济的自给程度的提高尤为明显。这里的农民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全部粮食，也豢养了少数乳牛、猪和羊。它们为农民提供了适量的高蛋白食物和制作衣服的原料（19）。
    在大陆，以各种形式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在15世纪内的迅猛发展是这一时期自然经济强化的又一症状。当时，劳动力奇缺和价格昂贵成了贵族和富裕农民的生产中急待解决的问题。如果他们聚族而居，不仅能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还能在家族成员中实行较细的、合理的劳动分工，以实现家庭的最大程度的自给。所以，尽管大家庭在15世纪前已残存无几，在15世纪时却又被广泛地重建。特别是在法国南部、阿尔卑斯山区和流行德语的地区的南边部分，大家庭在农家中所占比重之大已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农民的自给能力的增强削弱了他们与市场的联系，严重地损害了乡村市镇和市集作为周围乡村的贸易中心的地位。除了为大中城市中转物资，这些市镇和市集就主要进行粮食、原料和廉价工业品的贸易（20）。黑死病前，领主自营地出售的粮食达其收获量的70—90％（21），除了通过它们转输给大中城市外，其余的都是在这里销售给周围的雇工和因土地不足维生而被迫购粮的穷苦农民的（22）。中世纪后期，随着这部份人的锐减，乡村居民对商品粮的需求也就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它也导致了13世纪后期因供应这些人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大路货工业的衰落。而市镇和市集也因此而受到严重损害，大批市镇退化为乡村。在整个英格兰，14世纪时的市集在16世纪时有2／3已不复存在（23）。残存的市镇的贸易也萎缩了，商店减少，大批商人因顾客稀落而转向畜牧业；商业税收大幅度下降（24）。位于米德兰西部的布洛基市，1300年左右时，征得的商业税为4—6镑；1383至1465年间降至1—3镑；15世纪后期，米德兰西部已是新兴的毛纺工业区，它尚且如此，其它地区的贸易的下降幅度自然更大一些（25）。
    农民与贵族的收入互为盈虚，农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导致了贵族的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同时，由于农民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的改善，贵族还必须为佃农提供更多的生产投资并提供住房，因此，贵族的生产投资额比黑死病前普遍有所增加。英国芬奇尔小修道院在1346—1349年间的农业生产投资占其收入的9％，1410—1481年则升到11％至23％（26）。收入的减少和生产投资的增加极大地压缩了贵族的支出，使中世纪工商业的这个主要顾客的购买力急剧下降，使整个西欧的国内和国际贸易严重的衰退，在15世纪中期达到13世纪以来的最低点。14世纪后半期，英国的毛呢生产和出口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曾经达到年出口呢绒5.5万匹的水平。进入15世纪后，则长期处于下降、停滞的状态。在1462—1465年间，年出口呢绒仅有2.5万匹，羊毛的年输出量只有8000袋；锡、酒和其它各种物品的进出口额和各种工矿业都落到了历史的谷底（27）。不仅商品贸易的总量下降了，人均商品贸易量也跌落了。例如法国的马赛、迪耶普，意大利的热那亚，以及整个英国的国际商品贸易量在1460年时降到1270年以来的最高峰的40％以下；然而，它们的人口下降幅度并未超过总人口的30％或40％。
    随着国内外贸易的衰退，作为这些贸易中心的大中城市和海港市镇也日益萧条。在英国，除伦敦及毛纺工业发达地区的少数城市外，大多数城市和海港市镇都衰落了。因人口锐减和经济衰败而要求王室减轻商业税收的请愿遍及英国各个城市。在德国北部，城市人口至少减少了25％，很多城市萎缩到了古代的狭窄城区内。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普遍改善及由此产生的农民经济的自给程度的提高。
    （三）15世纪西欧市场的萎缩和劳动力的昂贵严重地阻碍了商业性农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农业的萌生和发展。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兴衰存亡“完全依赖于贸易的扩展或收缩”，“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一点小的变动就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28）。这一论述也适用于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因为它们也是商业性生产，市场也是其生命之所在。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只有在那些由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期中支配着世界市场的国家，方才能够成为一般的规则”（29）。由此可见，15世纪城乡商品经济的衰落及其所导致的农产品市场的萎缩，使西欧的商业性农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农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使收益猛降；劳动力价格上涨则又加大了雇主的成本，支出猛增。结果，无论是使用农奴的劳役、面向市场的贵族大地产，还是利用雇工为市场生产的中小庄园，都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贵族们纷纷将自营地出租，改收货币，商业性农业一落千丈，资本主义农业也因之而难产。早期资本主义农业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约曼的经济发展困难重重即是明证。
    约曼拥有自己的或由他直接管理的土地，使用人数不等的雇工并亲身参加劳动和管理，兼营各业但以农牧业为主，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来增加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因此“他们并不是养家糊口的典型农夫，而是野心勃勃的小资本家”（30），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富农。雇佣劳动已成为其经济的基础，同时，他们及其雇工的生产生活都已脱离自给的轨道。所以，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约曼“经济的扩张过程，就是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经营农场经济替代封建领地的过程”（31），是封建自然经济解体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从14世纪后期起，这一途径就被堵塞了。15世纪时，在英国，一个村庄大约只有一、二户农民可称之为约曼，只占当地人口的3—4％（32），而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他们却占全体土地拥有者的20—25％；在法国，这类农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还要小（33）。因此，作为一个阶层来讲，约曼在15世纪是微不足道的。
    为什么在农民的生产生活都普遍改善，有前所未有的储蓄率来发展自己个人物质力量的情况下，农民却很难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成为约曼呢？显然，答案只能有一个：约曼并不是在农民普遍富裕的基础上产生的，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前提，而是前者的克星。
    究其缘由，一是15世纪西欧农民的普遍富裕导致了自然经济的强化和市场的萎缩，而市场却是约曼经济的首要生命线。因为约曼要实现他的产品的价值，就需要很大的地区来出售其产品；同时，约曼不是个纯粹的农夫，他还是个贩夫、掮客、囤积居奇者和投机倒把者。这就是说，他所从事的这多种活动都是以市场为中心的，其目的也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约曼经济成败的关键在于市场价格。因此，约曼经济也同手工场工一样，其兴衰存亡也“完全依赖于贸易的扩展或收缩”。有条英国谚语说，肯特约曼富甲天下。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肯特靠近伦敦，伦敦市场对农牧产品的巨大需求是他们致富的秘密所在。17世纪初，英国约曼的年收入是随其离伦敦的距离的加大而递减的。再如，从16世纪初起，在英国的农区，约曼迅速崛起，大批小农被剥夺土地变成了浪人和雇工；然而，在边远牧区，尽管也有大地产兴起，但直到17世纪末，这里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远没有农区严重，还存在着大量的自给或半自给的封建小农。这除了畜牧产品价格的波动没有农产品剧烈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牧区远离市场中心，约曼和绅士缺乏发财致富的机会，他们经常为寻求市场而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