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约曼富裕的源泉，市场的萧条和萎缩自然会将约曼导入困境。1619年，肯特郡东部的约曼和农夫向枢密院上诉说，他们生产的粮食一向依赖当地的港口运销伦敦和其它地区；但是，近年，由于这些港口的运输业遇到麻烦而拒绝收购、运输他们的粮食，致使其经济遭到沉重的打击。
    原因之二是，农民的普遍富裕导致了雇工的遽减和劳动力价格的昂贵。
    在约曼的原始帐目中，除了各种税收外，雇工的工资是其成本中的主要项目，是决定约曼经济成败的又一关键。因此，15世纪劳动力昂贵严重地阻碍了约曼和那些以雇工为其主要劳动力的贵族经济的发展，增大了他们的生产支出，提高了生产成本；而市场的萧条则使农牧产品价格低廉，减少了他们的收入，两者交互作用使他们雇工生产几乎无利可图，甚至蚀本。1399年，法国的圣丹尼斯修道院因此而放弃了它的葡萄园。但是到1555年，他们又恢复了葡萄生产，因为这时雇工工资大幅度下降了。雇工生产无利可图，剩下的唯一出路是将土地出租。可这会使约曼遇到领主出租土地时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地租率太低，还须为佃农提供大量的投资，代价是高昂的。因此，在15世纪的这种低粮价、低地租和高工资的情况下，无论是雇工经营，还是出租土地，约曼、以及那些想扩大生产的农民都会像领主那样陷入困境。所以，这时各国都有大量资料说明农民的土地面积的变化是大而复小，伸缩交替。戴尔认为，这种变化与其家庭的劳动力的供应情况是相适应的。也就是说，在市场疲软和劳动力昂贵的情况下，农民只能依据自家劳动力的数量来耕种定量的土地，而不可能像黑死病前和15世纪末期的大农那样，根据市场的需求来无限制地扩大耕地；而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和绅士，由于缺乏劳动力，被迫将部分土地闲置，或从三圃制倒退回二圃制。所以，西欧学者无不认为，15世纪虽然是雇工农民的黄金岁月，但却是约曼和各类地主的危机年代。
    商业性农业的衰退和资本主义农业的难产，使15世纪时的西欧农业仍滞留在封建小生产方式的范畴内。而这种生产方式“排斥着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集中，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累进的应用”（34），生产力的发展余地极其有限，因而严重地阻碍了西欧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其迟至15世纪中期才开始的农业生产力的回升，到15世纪末仍未达到13世纪的高度（35）。产量与种子之比仍徘徊在4∶1左右（36）。马克思说：“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36）15世纪西欧的农业生产率长期滞留在低水平上，这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
    （四）15世纪的市场萧条和劳动力的昂贵也严重地妨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因而也妨碍了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侵蚀，延迟了后者的瓦解进程。
    在英国，毛纺工业为什么在15世纪长期地停滞、衰退，直到1485年才结束这一局面？为什么在16、17世纪才真正开始了它的黄金时代？不言而喻，15世纪市场的萧条和劳动力的昂贵是它在这一时期遭到厄运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工业中，工资的开支占其产品总成本的55—65％（38），而羊毛的开销不超过38％（39），劳动力工资的高低因此成了决定呢绒利润丰歉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科尔曼等人认为，一个地区毛纺工业成败的关键不是羊毛的供应，而是是否有丰富的便宜的劳动力（40）。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英国的毛纺工业为什么在人口开始增加、土地供求开始紧张、劳动力价格开始下跌的15世纪末又重新崛起；为什么这种崛起又限制在几个有大量的闲暇劳动力、或劳动力有大量闲暇时间可供利用东盎格利阿、兰开夏等几个特定地区。毋庸置疑，大量便宜劳动力的供给和当时国内外市场、特别是国外市场的迅速扩大是英国毛纺工业在16、17世纪空前兴盛的主要原因。这就无可辩驳地说明，15世纪劳动力的昂贵和市场的萧条也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向农村的转移，从而延缓了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侵蚀和瓦解。
    三
    15世纪西欧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及其所引出的上述种种结果，至少说明了为学术界所关注的下述两个问题：
    （一）农民个人力量的发展不是西欧封建自然经济解体的动力（41）。道理显而易见：西欧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就是西欧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就是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诞生和发展，两者是同一过程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所以，促使西欧封建自然经济解体的“最有力的催化剂”，同时也是促使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产生和发展的最有效的合成剂是这个题目中的应有之义。据此，作为封建自然经济解体的动力，为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乃至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应是它的基本功能；如果不具备这一功能，不能充当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合成剂，它也就决不会是封建自然经济解体的动力。15世纪西欧农民个人力量的发展所引出的上述种种结果说明，这种发展强化了自然经济，萎缩了市场，压缩了劳动力的供给，抬高了劳动力的价格，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它不仅不能为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创造前提，反而剥夺了后者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农民个人力量的发展不是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合成剂，因而也就不可能是西欧封建自然经济解体的动力。
    （二）约曼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奠基于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普遍改善的基础之上的（42），相反，它需要以广大农民被迫地、大量地、廉价地出售其劳动力为前提。马克思在比较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进程时写道：“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积聚，是依靠于和适应于大量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能力，以及这些人本身对自身剩余劳动提出任何要求的相应的不可能性。”因此，“在没有劳动可供剥削的地方，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恰恰同直接生产者本身的‘积蓄’和‘积累’成反比”。而“这种直接生产者在法国比在英国多得多”（43）。因此，认为约曼的产生和发展以农民的普遍富裕为先决条件的论点，不仅与历史枘凿不入，与马克思所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产生的一般规律也是牴牾的。
    最后，需要阐明，上述结论并不否认15世纪是西欧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残余农奴制度的消失，封建领主势力在农村的进一步削弱，为15世纪末开始的城市工商业向农村的大转移和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使一些农民积累起土地和财产，租期的延长也为16世纪的实际地租额因通货膨胀而下降种下了根源，这些都有助于一些农民的后代在16世纪上升为约曼。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而认为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前提。
    这是因为，残余农奴制度的消失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普遍改善都是黑死病后劳动力奇缺、农牧产品市场萧条的产物，两者之间并无因果联系；而封建贵族在农村的势力的进一步削弱则是残余农奴制度消失的必然结果。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