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合法，并将帝国首都迁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城市拜占廷（后更名君士坦丁堡）后，希腊化文化和基督教原则便在罗马帝国的政治躯壳内逐渐融为一体。罗马帝国的东西两部也从此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部帝国，开始逐渐演变为希腊化的拜占廷帝国。4～6世纪，则是古典罗马帝国向中世纪拜占廷帝国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查士丁尼皇帝（527～565年在位）是这一历史转变时期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经济、法律及宗教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既有维护旧传统的因素，又含有为新时代铺路的内容。因此，可以认为查士丁尼既是旧时代的继承者，又是新时代的奠基人。他所确立的许多基本原则，成为中世纪拜占廷及东地中海地区一些新兴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并在这个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处理皇权与教权关系的问题上，查士丁尼较为成功地继承了4世纪以来各代东罗马皇帝的政策，有力地保持了皇权对教权的控制。同时，他还从神学和法律上为皇权支配教权，使教权与皇权相协调的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然，查士丁尼不是孤家寡人，他所实行的宗教政策和他所阐明的有关政教协调的理论，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一背景，就是4～6世纪罗马-拜占廷世界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危机。
    4～6世纪罗马-拜占廷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是3世纪罗马奴隶制世界普遍危机的继续。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虽延缓了帝国的衰亡，但毕竟不能使垂死的奴隶制复兴。因此，4～6世纪间在整个罗马-地中海世界奴隶制生产方式继续让位于隶农制。这一过程在帝国的东方各省发展得尤为迅速①。政治上的危机则同日耳曼人和其他蛮族对帝国的入侵以及蛮族军事集团在帝国上层统治机构的渗透有直接关系。除了边境战事不断外，从4世纪末到5世纪末，帝国东方政权经历了两次清除“蛮族”军人集团的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使帝国政府大伤元气②。加之来自多瑙河北岸的斯拉夫人、保加尔人和来自东方的波斯人对帝国边境的不断骚扰，西部领土也不断沦于蛮族之手，昔日不可一世的地中海罗马帝国，如今走向分崩离析已不可避免。
    4～6世纪拜占廷的宗教危机，则是随着基督教在帝国中统治地位的确立而发生的。自基督教形成以来，它一直在同古典希腊、罗马世界的哲学思想、宗教观念等进行着长期的，不妥协的斗争。因此，随着古典世界的衰落和传统精神价值的衰落，古典世界及其精神支柱（多神教等）也日益走向没落。代之而起的是基督教的精神领导地位在帝国的确立。自君士坦丁皇帝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313年）始， 至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法令禁止“一切异教迷信活动”（392年）止，在80年时间内，基督教从一个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非法社团一跃而进入罗马国教的神圣殿堂，并在皇帝扶植和支持下不断向罗马世界以外发展。这样的巨变不能不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思想领域的冲突。由于罗马-拜占廷世界所囊括的诸多民族和人民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历史，具有不同的社会物质条件和文明程度，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从而使基督教的理论和信仰在同各地区、各民族旧有文化相协调时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即使在“基督教世界”内部，对基督教义的理解也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有时甚至酿成激烈的教派斗争。因此，在4～6世纪的罗马-拜占廷世界，基督教信仰和多神崇拜的冲突，基督教会内部各不同教派的斗争，常令拜占廷皇帝束手无策。为了维持罗马-拜占廷帝国的统一，历代拜占廷皇帝无不积极干预宗教事务和教会争端问题。于是，皇权对教权的控制成为早期拜占廷皇帝实行专制统治的有机部分。
    2.早期拜占廷皇帝对宗教事务的干预和控制，并不是君士坦丁或其他某个皇帝的发明，而是在多神崇拜时期的罗马帝国早已形成的定制。共和末期的朱利乌斯·凯撒曾接受过“封神”仪式，在罗马史上开了“君王即神”这一概念的先河。屋大维在生前被尊为“神圣者”（奥古斯都），逝后亦被奉为神灵，建庙以祀。早期帝国皇帝卡利古拉（31-41年）公然自封为神，降诏在货币中以自身头像取代希腊诸神的位置③。因此，在早期罗马帝国，神与皇帝是不可分的二位一体④。到君士坦丁时期，皇帝虽不再自诩为“神”或“天子”，但却成为上帝的使徒，即神在人间的代表。为了使上述观点在基督教信仰中有所体现，君士坦丁大帝在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强令所有与会主教接受《尼西亚信经》中，基督“与上帝同性”的措辞⑤。另一方面，为了标榜皇权在罗马传统宗教中的地位，自奥古斯都以后，历代皇帝均领“大祭司长（Pontifix Maximus）的头衔。君士坦丁大帝虽被教会作家奉为“圣者”，但他和他的后继者却从未放弃“大祭司长”的称号，直到4世纪后期，西方帝国皇帝格拉先才宣布放弃这一称号⑥。因此，在罗马-拜占廷世界，皇帝控制教权、维护“神的和平”（Pax deorum）是有其深远历史渊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