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文化史上，古希腊的政治文化堪称西方政治文化的起点和摇篮。进入国家社会仅三、四百年的时间内，古希腊就产生了发达的政治文化，其中必有特殊而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系统探讨。
    一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政治文化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我们在探讨古希腊政治文化繁荣的根源时，必须首先从其经济关系入手。
    这里我们需要澄清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如何进行这种经济分析。以往研究希腊文化的论着大都认为古希腊文化的繁荣首先起因于当时发达的奴隶制经济，正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社会劳动分工和奴隶劳动创造的大量剩余产品，才使奴隶主贵族得以脱离生产劳动而有闲暇专事文化创造。这种论点承认文化创造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仅以此说明古希腊的文化繁荣、尤其是政治文化的发达程度未免过于肤浅，或者说远远不够。不可否认，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应该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纵观希腊文明史，文化中心曾经随着地区经济的兴衰而不断地发生转移，文化的发展水平和人们认识问题的深度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克服自然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地进步。但是，生产力水平对文化的影响并没有一个量的规定，如果单纯地以经济繁荣来说明古希腊政治文化发达只能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泥潭。我们知道，早在希腊文明之前，已经有许多国家和地区进入了阶级社会，如四大文明古国，它们的生产力水平业已发展到足以养活一大批“闲暇”阶层的程度，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对政治现象的认识却很肤浅。因此，试图以经济发展来论证文化繁荣的论点，只能说明古希腊具备了文化创造的物质前提，而没有揭示文化发达的根本动因，至于那些为论证其观点甚至不惜夸大生产力水平的做法，则从根本上违反了科学，违背了史实。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本文力求从更深层次上，即经济结构对阶级关系、国家制度等政治现象的影响，经济发展对人们社会政治心理的作用，经济发展促进科学进步，进而推动人们破除迷信，以理性方法分析政治现象等角度，来揭示经济因素对政治文化发展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古希腊的政治文化虽然发韧于其他地区，但是成熟于公元前四、五世纪的雅典，所以，本文将把雅典作为分析研究的重点。
    雅典的社会经济与古代亚非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虽然雅典国家的形成比亚非文明古国晚得多，但生产力发展的起点却要高得多。在原始社会解体时期（荷马时代）已出现了铁器、牛耕和多种手工业生产；进入阶级社会后，手工业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局面逐渐被打破。特别是公元前五世纪左右，雅典工商业发达，商品经济在雅典经济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雅典不但在内部而且与海外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对内，商品货币关系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流域。在农业方面，许多小农经营商品性的橄榄、葡萄等园艺经济作物，据普鲁塔克记载，伯里克利是这样经营他的田产的，“他把每年所有的出产一起出售，然后从市场买回他和他的家庭要的各种东西，以供家用之需”①。在手工业方面，出现了分工精细的“作坊”，当时雅典的手工业者有铁匠、铜匠、陶工、画师、砖瓦匠、石匠、木匠、皮匠、裁缝、宝饰匠以及制造武器和船舶的工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引用色诺芬的记载来说明古代社会分工的情形。在对外经济往来中，雅典的海外贸易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其外港庇拉优斯成为地中海航运的中心，雅典的商船满载着殖民者、工艺品、葡萄酒和橄榄油，开往黑海沿岸、埃及、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而从那里输入大宗的奴隶、粮食、牲畜、皮、革、木材以及象牙和其他奢侈品。正如伯里克利自诩：“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就好象我们本地的产品一样”②。这话当然不无夸张，但雅典经济生活的繁荣和开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社会经济的发展给雅典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其中对政治文化有直接作用或间接影响的，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引起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并进而推动国家政体和其他政治组织发生相应的变革。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雅典，而且希腊各城邦的政治历史变迁都可以从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找到最原始的依据，而政治文化正是关于以阶级和国家为中心的政治问题的思想、观点和学说。因此，经济因素是我们解开希腊政治文化之谜的第一把钥匙。关于经济因素如何推动希腊城邦政治历史的发展变化、从而为政治思想家提供分析材料的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另作解析。这里先分析雅典工商业经济对民主政治的确立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使雅典平民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即工商业奴隶主。工商业奴隶主在剥削方式和经营范围、方式上与氏族贵族的自然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对立：首先，在剥削对象上，他们废弃了贵族直接奴役自己同胞的传统，转而剥削从国外拐骗贩卖来的奴隶，这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内部的阶级分化，稳定了城邦的统治基础；其次，在经营范围上，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在手工业领域（主要利用奴隶劳动）和海上，与本国下层平民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相反，为了建立海上霸权，亟需利用下层公民的力量，因而不仅能与普通平民分享经济利益，而且能与之分享政治权利。商品经济本身具有的活力以及工商业奴隶主经营方式的特点使雅典的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也随之壮大。经济地位的上升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而经济、政治利益的共同要求使工商业奴隶主与下层平民结成了坚固的同盟，他们共同推动着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这样，经过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平民领袖）僭主统治、克里斯梯尼改革之后，雅典在伯里克利时期终于建立了典型的奴隶主民主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雅典民主政治的胜利也是工商业经济对自然经济的胜利，而民主政治的建立则为政治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政治保障。
    2.商品经济关系的确立发展，深刻影响了雅典人的社会心理，使雅典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精神风貌。一般说来，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容易使社会成员养成保守、依附、崇拜、知足长乐、不冒风险、不思进取的心理状态，再加上氏族血缘关系的残余影响，这种心理倾向更加明显。商品经济要求劳动产品本身所含有的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人格独立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种经济关系必然培育一种崇尚自由、要求平等、主动竞争和积极进取的社会心理。史学家赞不绝口的雅典人的自由开放、求知进取、敢于创新的民族精神，就是上述社会心理在文化创造中的表现。这种社会心理和民族精神形成了希腊政治文化繁荣发达的深厚的心理基础和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和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③
    3.雅典先进的经济结构、繁荣的社会经济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扩大并加深了人们对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包括政治现象）的认识。古希腊的文化最早发端于自然科学领域，随着农业、手工业、航海和战争的需要，逐渐产生了古老的科学理论；伴随着自然科学的产生，人们逐渐从对自然必然性的盲目敬畏和迷信中挣脱出来，并表现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改造的能动性。古希腊的文化发展史表明，发达的文化与繁荣的经济总是结伴产生。而在小亚、细亚、雅典等对希腊文化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城邦，由于工商业、航海贸易的繁荣，为人们开阔视野、放开思路、摆脱神学束缚，进一步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也使古希腊文化一开始便能够从事物本身来揭示事物的成因。在他们看来，政治现象也是如此，因此，思想家们很早就能够解放思想，以自己独立的思维，冲破超自然的神的禁锢，而从国家、社会本身出发，去考察、解释政治问题。这种理性思维方法为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限定了正确的途径。同时，开放型的经济结构和大范围的商品贸易往来，使人们能够广泛地了解各城邦以及海外的多种国家政体、政治组织等政治现象，便于人们广集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为政治文化研究奠定了丰厚的认识基础。
    总之，古希腊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不仅创造了文化发展所必须的物质条件，而且形成了有利于政治文化创造的社会心理和认识能力，即使在后面将要论及的城邦制度、民主政治和阶级关系、国家形态的发展演变等问题，也都是由这一经济基础决定或者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