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既定的对象和现实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意识、思想和观点。尤其是在阶级社会初始阶段，人们的阶级意识、国家意识只能在阶级关系形成、国家出现之后才会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思想关系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与作为这种关系的观念形态（政治文化）之间也是一种存在与反映的关系。下面我们从古希腊阶级关系和国家形态发展演变的特点分析一下古希腊政治历史对其政治文化的影响。
    第一，从国家的起源看，在希腊社会从氏族公社转变到国家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没有受到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扰，其国家组织是直接从氏族公社母胎中蜕化出来的。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是一个顺乎自然的历史过程，从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前七世纪，随着氏族内部私有财产的积累，货币权力的产生，交换经济的发展，贫富阶层的分化，奴隶的使用，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逐渐趋于崩解，城邦国家则产生、发展起来。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体现了人类从氏族制度转变到国家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这种在自然过程中产生的国家形态具有典型的意义，人们可以凭直观从中认识国家的起源、本质等问题。这种国家起源的特点，使古希腊人始终把国家看作是自然的产物，把国家和社会混为一谈，而没有科学地揭示国家产生的真正根源。不过，这一结论较之中世纪的“上帝创造国家”的主张毕竟更为理性，因而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第二，从国家政体的发展演变来看，希腊各城邦的政制表现出多种形式。从纵的角度考察，大多数城邦都经历过君主制、贵族制、僭主制、民主制的历史变迁；从横的断面看，在同一历史时期内，不同的城邦采用不同的政体，各种政体在各个城邦中几乎同时并存。
    城邦政体的这种多样化的特点是由不同城邦的不同经济结构以及由此制约的阶级关系造成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组织向国家组织的转变过程中，普遍经历了军事民主制阶段，这时期的政治组织中保留了一个国王（音译为“巴赛勒斯”），他平时充任祭司、裁判官，战时则为军队的统帅。因此，其政体被称为王制，或叫君主制。在王制时期，城邦的剥削对象只是来自部落外部的奴隶、外籍客民，随着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贵族奴役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平民身上，并以平民作为主要的剥削对象。与这种经济关系相对应的政治形式是贵族对平民的联合统治，因而史称贵族政体。贵族的剥削压迫使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并成为贵族共和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它们之间的斗争也成为这一时期的普遍社会现象。由于各城邦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差异，在斗争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国家政体。在雅典等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由于平民奴隶主的崛起壮大了平民的力量，因而平民取得了胜利，一些平民领袖把国家权力集中到了自己手里，实行独裁统治，史称僭主政体。僭主虽然打击了贵族势力，实行了一些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但其独裁统治与城邦的民主传统是根本对立的，因而存在的时间很短。随着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实行僭主政治的城邦又退回了贵族共和制，如科林斯、墨加腊城邦。而雅典城邦则在平民斗争的进一步推动下，一些工商业奴隶主政治家，如梭伦、克里斯梯尼、伯里克利等，实行了许多根本性的改革，建立了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斯巴达是个以农业立国的城邦。斯巴达的奴隶主贵族——多利亚人在征服了希洛人之后，保存了原有的氏族民主传统，由军事贵族组成“平等者公社”，把征服的土地和奴隶作为公有财产，通常每家多利亚贵族领有一块份地和7户希洛人，实行贵族的集体统治。由于贵族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因而在立国之初斯巴达曾经“有一个特别长久的政治混乱时期”。为了防止贵族阶级内部分化，稳固统治基础，公元前九世纪的立法者来库古制定了一项法律，禁止份地和奴隶自由买卖和转让。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奴隶的镇压，斯巴达厉行军国主义。在这样一个保守的军事国度里，权力只能高度集中，但军事民主制和“平等者公社”精神又不允许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而只能由三十人组成的贵族元老院执掌大权。由于经济结构僵化，政治体制保守，军事镇压严酷，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体长期沿用下来，历经五百余年没有改变。
    第三，从国家的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功能来看，古希腊各种政体下的城邦的社会结构及其管理运行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达到了比较完备的程度。在各种政体类型中，以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历时最久且影响最大，雅典的民主政体自不待言，它作为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典型已经载入了世界文明史册，史学家对此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曾经被认为不合乎希腊历史的常规，而备受现代人的冷落，但是近期史学研究表明，斯巴达的政治体制不仅体现了本城邦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而且使城邦制度的基本特点在这里获得了可以说是非常精巧和奇妙的发展。例如，在经济制度上，斯巴达人严格保证每个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及其他经济特权，防止奴隶主阶级内部分化；在政治制度上，保留着公民大会、贵族元老院和两个国王，实行集体统治；在军事制度上，实行公民义务兵制，公民战士既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又亲自参与城邦及其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在生育和教育制度上，贵族子弟在出生时必须接受体格检验，强壮的留下抚养成人，孱弱的则弃之山野，男孩自七岁起便离开家庭，到军营里接受军事训练，以锻炼强壮的体魄和吃苦耐劳、服从命令的品格，训练合格的贵族青年从二十岁起成为“战士和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和战事，甚至贵族女子也要进行体育训练；在社会生活方面，实行对公民日常生活监督的制度，不仅对奴隶提供的劳动产品进行检验，而且对贵族的消费生活和道德行为实行监督。上述各种社会制度从整体上看又是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土地财产权利决定着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军事义务（战士资格），严厉的教育制度、对社会生活的直接监督和对奴隶的严酷镇压则有力地维护着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而这一切又以保守的农业经济关系为基础。这种贵族寡头政治虽然极其反动和落后，但却比较稳固，尤其在对外战争中和镇压奴隶暴动时显示了极高的军事和政治效率，成为希腊地区奴隶制度的强有力的堡垒和支柱。它因此而受到一些政治思想家的推崇，柏拉图的《理想国》基本上是斯巴达的现行政治体制为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