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着重比较里根政府经济政策和60年代经济政策的异同。在富民称霸，加强宏观控制干预经济，采用实用主义手段维护资本统治方面，战后两次改革高潮可谓异曲同工，但两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从改革的背景看，和60年代不同，80年代面对持续10年来经济滞胀危机和低速发展困境，要着力解决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和60年代全球霸权扩张态势不同，80年代面对全球霸权局部收缩态势和重振相对削弱中的西方霸主雄风任务。60年代改革反映的是大政府小社会高税收高福利模式，而从尼克松到里根展示了大社会小政府，低税收，有限福利模式的趋势。和6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大发展不同，80年代则是自由主义的相对衰落，保守主义思潮抬头，新联邦主义的发展。
    从改革的内容看，在税收政策方面，直到60年代基本上是强调增税，偶而从补偿性财政出发主张小规模减税。而80年代则以减税为主，间而局部性增税。1981年的经济复兴税法及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的颁布集中体现了这一趋势①。60年代联邦政府的权利大大扩张，而自尼克松到里根新联邦主义发展，强调联邦和地方政府税收分享各司其职。在货币政策方面，60年代货币扩张，而80年代则紧缩货币，控制膨胀。在财政政策方面，60年代是扩张财政赤字预算。80年代则开始注意控制年度财政赤字，争取相对平衡预算。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和60年代扩大社会福利规模及开支不同，70年代以来在保障社会福利同时，着力纠正过度膨胀的弊端，紧缩社会福利的规模和范围，削减社会福利的开支，和强调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在工资和物价政策方面，80年代重视工资、物价和生产增长的协调。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和60年代大政府不同，80年代强调小政府、放松政府的管制，精简政府的机构，鼓励政府部分企业民营化的发展。此外，70年代以来，在能源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和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面，里根政府都给予更多的重视（17）。
    从指导思想看，和60年代重在推动经济持续繁荣不同，70年代以来以对付滞胀经济为重点。和60年代全面强化国家干预不同，80年代改革则是在国家干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功能，并在联邦政府的主导作用下，充分兼顾州和地方政府的能动作用。在经济思想上，80年代明显地转向重视运用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的主张，并兼顾后凯恩斯主义。在政治思想上，70年代以来重视胡佛、艾森豪威尔的共和主义，保守主义主张，兴起新保守主义思潮。
    从改革的效果看，战后初期25年的改革在防止和减轻生产过剩危机的恶果方面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是它难以应付滞胀危机。80年代的改革在治理经济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它是以高国债赤字和高外贸逆差为沉重代价换来的，它困扰了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面对1990年秋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危机，布什政府没有良药对症，经济复苏乏力，如何解决好经济复苏问题成为1992年总统竞选的热门话题，如果没有新的有力措施出台，单凭在对外事务上赢得一筹要连任总统显然是不容易的。
    战后第四次改革调整高潮，体现了与罗斯福新政不同的改革模式，它虽然承继了新政加强联邦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和实行福利保障社会化的基本精神，但着重注意纠正新政以来改革的弊端，在新的条件下，吸收了胡佛强调发挥州和地方政府作用，限制联邦政府干预的思想。这次改革使已相对衰弱中的美国经济有所回升，并得以保持唯一超级大国的经济地位。
    二
    现代美国的发展和四次改革浪潮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首先，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调整是紧密相联的。1865年以来，在美国并没有发生根本制度的变革。自1894年美国工业产量居世界首位以来，现代美国经济的发展在近100年间跨过了几个大的台阶，从世纪初的头号经济大国，到1945 年的超级大国，再到当前唯一超级大国。199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53,922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1,790美元（见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21页，第219页）。其间有1898—1929年，1939—1969年，1983—1990年几个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也有包括迄今为止的十几次经济危机。整个说来，20世纪美国经济是波浪式地向上发展趋势，大体上发展期和萧条期为二比一。
    美国经济的发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关注的。1878年马克思说过：“现在，经济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当然是美国。”“在英国需要整整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化，在这里只有几年就发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3—334页）1882年恩格斯预言，20年后，美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34页）。1915年，列宁在研究了美国经济的新发展后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和高度方面，以及使用最新技术方面，“美国都是举世无匹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和理想。”（《列宁全集》第22卷，第1页）20 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固然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新技术革命，连续不断的外来移民潮、稳定的政局以及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等条件的刺激，但是，无可非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得益于不断适应经济形势变化改革和调整内部机制及经济政策。发展要求改革，改革推动发展，两者密不可分。
    其次，美国的改革和机遇相联。纵观现代史上的四次改革高潮的成就无不和及时捕捉机遇相联。适应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确立的需要，提出了改革调整的新课题，出现了改革调整的机遇。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抓住时机进行了完善托拉斯组织和给各阶层以“新自由”的改革，从而形成了第一次改革高潮。适应渡过大危机的需要，又一次提出了改革调整的新课题，出现了新的改革调整机遇。和胡佛不同，富兰克林·罗斯福抓住了时机进行新政改革，从而形成了第二次改革高潮。适应超级大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保持繁荣、防止危机和富民称霸、治理贫困的新课题，出现了又一次改革调整机遇。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抓住时机进行反贫困，伟大的社会改革，从而形成了第三次改革高潮。适应解决滞胀困境和扭转国际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需要，提出了振兴经济，又一次进行调整改革的新课题，出现了新的一轮改革调整机遇。里根政府抓住机遇，治理滞胀，振兴经济，从而把第四次改革推向高潮。
    现代史上的30年代改革和七八十年代改革都和危机相遇。前者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后者面对滞胀经济为中心的结构性危机。危机具有危险和机遇两重性。一般说来，经济危机是坏事而不是好事。问题在于在一定条件下，坏事能否变为好事。如果处理得当，政策对头，将危机所显示出来的难得机遇当作开创新局面的前提，从而转化为推动变革的紧迫信号，则有可能变坏事为好事。胡佛没有抓住时机，当机立断，因势利导改变政策，从而失去了机遇。而罗斯福则不失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政策调整，使局面为之一变。尼克松、卡特尽管为应付滞胀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终因萧规曹随，优柔寡断，失去有利时机。而里根则吸取了前两任教训，果断调整，从而成效明显。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和第三次改革浪潮都不是在危机时期进行的。这说明，在平时同样有善于捕捉机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