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经济和政治转变是独立的资本家作为先锋推动的。随着商业和工业发展，资本家阶级力量日益壮大，向贵族统治阶级挑战，最后促使政治变革，从而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和确立民主政治制度。但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在整个第三世界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土著商业阶级经济上一直过于软弱，不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而占人口极少数的华人还不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
    殖民地时期印尼土著只限于小型零售贸易、华侨商人控制大小规模的国内贸易，而荷兰人则占据经济制高点。独立后，政府力图通过给土著商人提供便利和特权来造就一个土著企业家阶级，但实际上该计划的主要受益者是腐败政客和官僚，因此商业仍大部分在荷兰人和华人的掌握中。然而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的国有化打破了外国人对经济的控制。这无疑是通过军人和官僚而不是通过私人企业家扩大土著对经济控制上的一大进展。在苏哈托新秩序的政策下，印尼经济再度向外国资本开放。外资最先主要流向采矿业部门，但很快移向制造业和其他领域。外国投资通常采取合资企业的形式，其国内伙伴由当地华人，有影响的军人官僚，以及一些国营企业组成。独立的土著商业阶级没有进展，而经济上强大的华人却与军人庇护者（patron）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1956年以后印尼没有出现独立的资产阶级？为什么土著参与现代经济大多仍是通过国家？还有，这对长远的发展有什么影响？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著作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答案。这些主要的研究观点可按时间顺序概括为四类：文化心理观、内部结构观、依附观和依附发展观。每一类观点都有学者用来分析印尼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下文将分别介绍各类主要观点及其对印尼的研究。
    一、文化心理观
    对6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来说，“传统”文化阻碍现代经济发展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该理论认为，在传统社会里人们被动，安份守己，没有雄心大志，而且容易把命运看成是由不能控制的超自然力量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现代化则需要人们充满活力、自力更生、有创新精神。他们准备承担新生活方式带来的种种风险。尤其是，经济发展必须有受现代新教伦理鼓励的新企业家阶级的崛起。哈根（Hagen）和麦克勒兰德（Mc Clelland）等学者研究从商人到企业家转变所需的文化和心理变化并将之理论化。
    关于印尼的许多研究都倾向这样的论点：不合时宜的文化心理特征阻碍发展，而且妨害了土著企业家阶级的崛起。荷兰学者博克（J.H.Boeke）在20 世纪初就已提出“二元论”（dualism）的观点。他认为土著社会的心态不能适应刺激了西方经济发展的经济动机。50年代吉尔茨（Geertz）研究东爪哇小城镇穆斯林商人和巴厘贵族企业家，将其作为工业阶级的潜在先锋，但发现他们能力缺乏；而60年代卡斯特勒斯（Castles）关于中爪哇穆斯林丁香烟制造商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 不过这些作者并不完全依靠文化心理分析，同时也强调结构方面的因素。
    苏哈托新秩序时期出现的两本书在用文化，特别是爪哇文化解释印尼经济落后上明显回到了博克的观点。苏加诺时期美国驻雅加达援助官员西埃弗斯（sievers）在其《印尼神秘主义世界》一书中，把“印尼人的东方世界观”，或更准确地说“神秘主义”视为发展的主要障碍。西埃弗斯论述说，“称之为印尼神秘主义，我主要是指它不是（西方意识上的）理性的”。神秘主义“最重要的是指无法预言的、矛盾的、非逻辑的、有时是暴力的行为模式”。神秘主义观念以多种方式体现出来。它不但妨碍理性的经济决策和经济发展，而且其后果可在从难于实行计划生育到民主的失败等许多其他领域观察到。在60年代早期“神秘主义特征与苏加诺的个性及其所建政府是完全一致的”，但苏哈托的上台出现了一线希望之光。尽管人所公认新秩序统治者仍从事个人神秘主义活动，但苏哈托不时发表公开讲话，反对公共事务中的神秘主义做法”。为使苏哈托个性的公开和私下两方面一致，西埃弗斯解释说，“因此我们发现有反神秘主义的神秘主义现象”。但是不管国家领导人的取向如何，印尼的基本价值观是神秘主义的，而且“在神秘主义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国家问题的理性处理是真正可能的”。
    澳大利亚新闻记者布赖恩·梅（Brian May）在新秩序早期派驻印尼。 他在《印尼悲剧》一书中描绘了“爪哇思想”对发展的有害影响的类似情景。在一个“仍缺乏西方式动机的社会里，“爪哇思想”没有表现出超越神秘主义和追求玄秘权力的任何迹象”。西埃弗斯认为苏哈托是可能超出神秘主义而崛起的人物，梅则确信苏哈托的“广泛阅读使他在认为合适时采用西方观点”，但其理性是掩藏在他对群众讲话用的神秘主义语言背后的。军人接管政权消除了苏哈托许下的任何诺言。梅说：“我自印尼回国时确信，几乎所有阶层爪哇人的动机是完全不适合于西方式发展的”。他断定如果有什么希望的话，“只有一个领导出色的--很可能不是爪哇人领导的革命能够带来”。
    两位作者明确采用博克的“二元论”观点，而西埃弗斯一书甚至可看成是博克观点的最新翻版。大多数印尼事务的观察家都会承认，印尼尤其是爪哇文化中的神秘主义、非“理性”因素的确存在，而且事实上占统治地位。此外，人们都承认这些特性通常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但神秘主义世界观并非存在于社会真空中。文化决定论的批判者认为反发展的文化态度扎根于反发展的社会结构中。一旦结构改变，文化取向也会随之变化。例如苏门答腊农民种植橡胶之类的许多例子说明了传统取向为适应新的经济机会而迅速转变。
    不过西埃弗斯和梅恰当地指出了土著印尼人尤其是爪哇人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传统的、熊彼得（schumpeter）所说的企业家才能。新秩序时期正是外国人和华人展现出土著印尼人通常缺乏的企业家态度和技巧。两位作者都没能考虑到这样的可能性：不利于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发展的明显“非理性”的文化态度事实上可能会对特定的制度安排作出相当理性的、符合自身利益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