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新资产阶级的土著部分经济上更为强大独立，那预测结果将会不一样。但是土著资本不能自立；相反地它在外国人和华人经营的企业中投资。罗比逊认为，“只要资本日益国际化，自主独立的土著资本家阶级控制资本所有权和投资决策的前景就越发暗淡”。土著资产阶级的初步目标不是建立统治而是“在印尼各资本主义的混合联合公司中争取有保障的地位”。那么，除了继续利用以往如此有效的官僚权力外，什么是达到该目标的更好方法呢？
    尽管如此，一些军人官僚也可能得出结论，即更高的制度化、预知性和尊重法律对整个制度的长期生命力是必不可少的。为得到中产阶级和群众的支持，政府需要发展经济，而家长制被视为障碍，所以较为专业化的军人官僚仍可能起而阻止其分配权益的同事。与此同时，专业化官员已开始关注公开腐败和过分家长制的不良后果。因此，阻止前资本主义世袭制行为的压力可能不只是来自于成长中的资本家阶级和其他官僚机构外的势力，也可能有来自官僚机构内部的支持。不过，还不能肯定改革压力已足够强大，以致于改变现实中分配所得的巨额利益。
    罗比逊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华人和土著企业的变化状况上。他认为林绍良集团已发展到“超越了可以不予考虑的买办商业集团或得益于政治特许权的投机商的范围”。但是这种发展对国家--企业关系和印尼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影响仍有待争论。
    结论
    本文讨论的前三类探索观点在印尼土著商业阶级里寻找印尼资产阶级发展的根据，但发现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文化-心理观发现土著传统商人与华人不同，很少转化为企业家。在探究原因时，它把文化作为答案。针对同一问题，内部结构观断定土著企业家失败是因为他们不能与从有特殊关系的土著官僚那里获得各种便利的华人竞争；而依附论学派的支持者认为当地资本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与资本、技术和其他条件占优势的外国企业竞争。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罗比逊指出了前人研究的不足。人们认为官僚缺乏企业文化，过分满足于来自官僚政体中的非法所得，或因其买办角色获得大量报酬，因而对成为资本家不感兴趣；而华人是外来少数民族，人数太少，不能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然而，罗比逊指出，印尼资产阶级正是产生自政治官僚阶层，尤其是华人。罗比逊用许多力证说明，这一趋势已经开始，但步子缓慢，而且最终目标仍是不确定的。
    （编译自《19和20世纪印尼》（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哈罗德·克罗奇（Harold Croach）的《寻找资产阶级：印尼新秩序探索》（the Missing Bourgeoisle: Approaches to Indonesia's New Or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