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依附发展观
    70年代依附理论的一些观点与一些“依附”国家中发生的变化日益不相符合。依附理论认为第三世界政府是在为外国资本服务的买办阶级控制下的，因此工业化的范围有限，民族企业家发展机会极少。但是第三世界国家也有例外。70年代后石油出口国的价格政策明显不符合依附理论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明显依附的国家在实行工业化上取得了成功。尽管外资在工业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关于拉美的研究表明国家和国内私人资本都作为积极和独立的伙伴参与工业化。此外，工业化带来社会结构上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外资的自主权。
    70年代印尼的变化迫使罗比逊修正其早期的依附论观点。他逐步放弃依附理论，把资本主义发展当作主要论题，他在《印尼：资本的兴起》一书中开宗明义写道：“在今日第三世界发挥作用的最为革命的力量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罗比逊对外国控制下国家和资本之间新家长制关系的分析可能说明新秩序早年的情况，他这时开始辩析70年代发生的关键变化。外国投资、援助和石油繁荣都有助于改造印尼的现代经济部门。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国家和国内资本家阶级的地位，结果是由军人庇护人及其附从在新秩序早期建立起来的企业已从投机贸易发展为庞大的混合联合公司（conqlomerate）。它们在印尼国内外的工业、金融等各领域都拥有广泛的利益。罗比逊指出：“巧取豪夺而来的巨额利润的一大部分已用来投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是从原始积累者逐渐转变到资本家”。
    70年代兴起的大混合联合公司仍受惠于庇护关系，但他们正日益趋向独立生存和繁荣。苏加诺时代末期，马尔卡姆（Markam）和阿斯拉姆（Aslam）等“王宫百万富翁”的贸易帝国在庇护人一旦不再能保护他们时便烟消云散了，而且如果苏哈托总统在70年代早期就被赶下台，林绍良集团很可能也是类似的命运。但是罗比逊认为，今天的林氏混合公司--在钢铁和水泥等各领域拥有利益，而且国际联系相当广泛--在失去庇护人后仍可能继续存在。他说：“对于新的政治领导人来说，当这种政治庇护不过是贸易专利权、林业租让权或政治合同的情况下，收回前政府给予他的受惠者的政治庇护而转给他的商业伙伴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受庇护者经营着一个拥有数亿美元投资（包括股本投资）的商业‘帝国’，并已同国际资本建立了广泛而又复杂的金融关系时，就不那么容易甩掉了。……一位新总统可能不会坚决地去削弱一个已成为印尼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帝国”。
    新的资本家阶级虽非全部，但大部分是华人，土著部分也决非不重要。在新秩序之印尼新秩序早期，土著政治掌权者已使用职权积累个人财富和资金，通过庇护关系加强其政治地位。但是政府要人与华人和国家资本的结合很快生产出大量资金，远远超出私人消费和从政治官僚那里寻求支持的花费，于是开始投资。罗比逊认为：“资本所有制牢固基础的建立意味着苏哈托家族的经济境况已从完全依赖于行使权力转变到资本积累。苏哈托一家既是政治官僚又是资本家”。就其作为资本家的身份而言，政治官僚将会和非官僚资本家拥有许多共同利益。
    “官僚资本家”和“依附资本家”转变到“真正的”资本家对整个制度的意义是什么呢？罗比逊观察到“政治官僚统治阶级和国内资本家阶级之间权力平衡开始发生根本变化”。新兴资本家阶级不再仅是官僚游戏中的一卒，将要求对整个资本主义有利的政府政策和规定，而不是对个别企业的家长制的恩赐。新资本主义企业对自己成功参与开放市场竞争的能力充满信心，将会抵制对经济上弱小对手的家长制的照顾，而且会非常担心可能的“没收”活动。随着强大资本主义企业数量增多，国家和资本之间的力量平衡最终有望变得对资本有利，预示着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确立。
    罗比逊的著作突出分析了其他学者只是轻轻提过的重要趋势。但这一过程只是刚刚开始。几个华人企业已发展到将来既不需要庇护也不害怕歧视而能自立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但其数量很少，而且甚至这些企业实际上也是现存庇护关系网络的一部分。随着工业和金融等领域拥有国际联系的大企业数量增多，可以想象它们将要求更高的制度化和可预测的行为，但该过程将是漫长的。甚至即使真正的大企业也都有王宫联系，很难看到如果不危及其王宫联系，或者至少只要苏哈托掌权，它们怎样能推动“国家机构的制度化和法制的确立”。因此，尽管一些大混合联合公司兴起及可能有长远的影响，体现在世袭制和官僚政体模式中的政府企业关系今天仍很有效。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新兴资本家阶级仍大多数是华人。正如罗比逊指出：“华人资本家的软弱性和脆弱性是印尼整个资产阶级的弱点。因为这意味着它最主要的成员，即华人受到严重限制而不能依靠--比如说--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来向军队挑战，从而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确定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发挥领导作用”。说华人在这一方面只是“受到严重的限制”，当然是留有余地的。即使成立代表华人企业利益的政党也是相当不可思义的，更不用说向军人挑战了。这种对作为真正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出现的阻碍使我们回想起里格斯的“贱民企业家”的观点：没有土著官僚庇护人华人企业家不能成功。我们也许仍会问，华人大混合联合公司的成长是否会真让资产阶级成为印尼的“统治阶级”？最后的结果可能更接近官僚政体的修订版：官僚和企业家之间的共生关系比里格斯论述的更为势均力敌。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情景：官僚仍居高位，观念上仍很传统，但在管理上被迫比现在更多地对企业制度化和预知性要求作出反应。但这一政体仍比不上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