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依附观
    依附理论发端于保罗·巴兰（Paul Baran）和弗兰克（A.G.Frank）对独立后拉丁美洲发展的研究。该理论认为，第三世界低度发展是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继续剥削“新殖民地”的结果。在取得政治独立以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保持并加强了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在殖民地时代已积累大量财富的国内精英继续以“买办”的角色与外资结合在一起。外资仍然控制矿场和种植园，后来在工业化中又控制了制造业。它对依附经济的控制阻碍了国内企业家的发展。腐败官僚之所以能维持统治，是因为它与占优势地位的外资联盟，并且作为国际资本的代理人。
    在雷克斯·莫尔提梅（Rex Mortimer）1973年发表的短文《印尼：增长还是发展？》中，依附论的论点被运用到了印尼。莫尔提梅并不否认苏哈托统治下印尼经济已迅速“增长”，但他怀疑这是否可称作“发展”。相反，他认为印尼走的路是“新殖民地的增长，可能是短命的，而且进一步扭曲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使人们不能进行带来更多大众福利或政治稳定所需的变革”。莫尔提梅指出外国投资大多“有古典的新殖民主义性质--深入石油、矿产和木材等开采业”，而那时仍相当有限的制造业上的投资因资本密集，不能对缓解失业有太多裨益，而且经常与已建起的低效的国内工业如纺织业等竞争，损害了国内企业家的利益。帕尔梅（Palmer）支持莫尔提梅的观点。帕尔梅在其《1965年后的印尼经济》一书中强调外国进口品和外国投资流入对国内工业的危害，而《债务陷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第三世界》的作者帕耶（Payer ）则认为印尼目前经济发展战略只会导致日益增多、永远不能偿清的债务--“债务陷阱”。
    莫尔提梅认为，印尼问题的根本是“官僚资本家”阶级。它在苏加诺时期已成长壮大，而且正象世袭制和官僚政体所要求的，“雄心勃勃地不是去建立繁荣的企业帝国，而是去建立合法的额外收入以及从社会征收贡赋、加强本身地位的战略基础”。但是苏哈托年代官僚资本家的最重要特征是他们作为外国资本的“低级伙伴”扮演买办角色。
    罗比逊继续探讨这一主题。他注意到殖民地时期因荷兰培植华侨商人后传统穆斯林贸易衰落，并且论述他称之“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附属资本主义”（Chent capitalism）之间的关系。因缺少强大的土著资产阶级， 独立后的政府通过民族主义即扩大国家资本主义打破了荷兰资本的控制。然而，国家资本主义部门很快落入官僚和军官的控制下。这些人1965年以后高高在上，成为官僚资本主义。但是因缺乏经商技巧，官僚聘用附从做生意--他们中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都是华人，即附属资本主义。罗比逊模式的重点是，巩固了整个制度的外国资本的巨大作用。外资于是支持官僚资本家及其附从，结果给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留下极少空间。
    1978年罗比逊（Robison ）在《印尼军人官僚国家的阶级分析》一文中提出独立的国内资本家阶级能否发展并最终成为“统治阶级”的问题。很明显，土著小商业阶级不能扮演这一角色。罗比逊问：“是否有权势的官僚家族进入企业表明一个统一的统治阶级的开始……他们是在把权力基础从官僚职位转变到拥有资本的过程中吗？”换句话说，军人和官僚建立的工商业帝国在其政治庇护人下台后还能独立存在并继续繁荣吗？罗比逊肯定这并未发生。事实上他发现官僚资本家投资于不动产的趋势。这为他们在退休后提供了保障的收入，而不是象工商业必须依赖官僚不断的恩惠。官僚资产阶级“构成的并不是新资产阶级而是新食利者阶级”。同时，附属资本主义为其性质所限，似乎不能成长为独立的资本家阶级。尽管一些华人企业非常强大，但对官僚庇护人的依附和他们毕竟是华人的事实限制了其政治影响和独立发展的潜力。
    因此，出现独立的资产阶级的前景仍是黯淡不明的。莫尔提梅和罗比逊都大体接受政府企业关系的世袭制--官僚政体的总体分析，但将其置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的更为广泛的结构中。然而与世袭制--官僚政体观点把技术官僚和传统的权益分配者的矛盾看成关键不同，依附理论则认为技术官僚和军人庇护人都是为国际资本利益服务的，尽管在个别政策上偶有不合。不过，正统的依附论学派很快就受到来自一些继承者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