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部结构观
    第二类研究观点不是把重点置于文化上，而是放在社会组织方式，尤其是政府上。韦伯（Weber）的“世袭制”（patrimonialism）观点已被复活用来论述第三世界国家，那里的统治者通过精英内部的权益分配和镇压外部反对派保持权力：在东南亚，里格斯（Riggs）对50年代泰国的研究得出“官僚政体”（bureaucratic polity）的观点：官僚未受其他社会政治力量制约，操纵有诸多世袭制特征的制度。在世袭制和官僚政体的模式中，统治集团通过在精英分子之间分配经济机会维持执政。经济机会于是为政治官僚精英垄断，结果独立的企业家集团不能成长。而在东南亚一般属于少数民族的商人，为了做生意被迫与特定的官僚联系在一起。因此，缺乏企业家文化未必是独立企业家活动的主要障碍，而是社会政治结构使企业在没有政治保护下不可能成功。
    在韦伯的世袭制国家里，统治者在相互竞争的各个派别之间分配获得财富的机会，从而保有贵族和官僚精英的支持。每一主要派别觉得有所回报，于是继续支持政权。官员发财致富使用的方式很少受到限制。正如韦伯指出的，他们“获许做任何事，只要不与传统的权力以及统治者维持属民屈从状态和维持统治的经济能力方面的利益发生矛盾”。这种情况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兴起极为不利，因为“统治者及其官员攫取并垄断新的发财机会，于是剥夺了私人经济的资本形成……”。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遏制，因为“家长制国家缺乏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由现代官僚机构理性统治者提供的政治和行为的预知性”。当然，“没有一个现代国家是完全世袭制的，但人所公认的是统治者仍以传统的世袭制方式行事。随着传统丧失其合法效率，新家长制政权表现出这样的特征：以效忠为基础的个人统治，不需要对统治者独特的个人身份的信仰，而是与物质刺激和报酬错综复杂地联结在一起”。
    几位学者已注意到苏加诺时期印尼政治制度的世袭制特征。苏加诺的权威不仅来自于其超凡魅力或“独特的个人身份”，而且还来自于通过权益分配任命官员及分派“物质刺激和报酬”，从而保持敌对政治势力之间的谨慎平衡。世袭制的特点在苏哈托新秩序下仍然很突出。苏哈托缺乏苏加诺的个人魅力，更多地依靠权益分配，但与苏加诺权益分配广泛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各派势力不同，苏哈托的商业机会分配大多只限于军官，军人之外的反对势力受到压制。苏哈托政府以真正的世袭制方式分配执照、贷款、合同和特许，提供法律豁免权，有时“没收”前景很好但没有庇护的企业。
    里格斯论述泰国政治制度时最先提出的“官僚政体”的观点已被杰克逊（Jackson）用于印尼。1978年他发表了题为《官僚政体：印尼权力分析的理论框架》的论文。在官僚政体中，包含官僚和军人精英的官僚机构占支配地位。政党和官僚机构之外势力弱小，不能制约官僚机构的权力。因此，政治成为不必考虑官僚机构外利益的官僚派别之间的斗争。政治斗争的目标主要是获取国家机器里的官职，保证任职官员及其部下增加财富。不过在印尼官僚政体的研究中，杰克逊不太重视里格斯所称的“贱民企业家”。与欧洲向贵族挑战的新兴资产阶级不同，东南亚华人“贱民企业家”拥有财富但没有群众政治基础，不能动员政治支持按照私人资本的利益来改革制度。相反他们却是完全受土著官僚支配。正如里格斯指出“因为统治精英政治上并不对企业群体负责，所以没有理由认为它将采用或实行保护商人财产利益的全面统治。它更愿意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压榨企业家的执照争夺，只要企业家不致毁灭殆尽而丧失滚滚而来的财源”。实际上在印尼象在泰国一样，华人商人受到“压榨”，被迫接受土著官僚作为伙伴，华人提供商业技巧和资本，而官僚从政府那里供给“便利”。
    但是，如果把新秩序政府描述成“纯粹的”新世袭制政权或官僚政体，而且政治不过是自私自利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的反映，这是不正确的。苏哈托政权的长期生命力源于其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而不只是依靠增加赏赐品积累并在将军们中分配，从而建立支持政府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经济发展扩大了城市中产阶级的规模和繁荣程度，又为富裕地主阶级带来好处--尽管政权的社会基础仍很有限。为推动经济发展，政府任命技术官僚担任经济决策要职，而且对权益分配活动采取一些限制。结果，除军人各派的斗争外，在试图实行“合理的”经济政策的技术官僚和操纵权益分配的军人之间还存在着政治矛盾。技术官僚不时赢得一些重大胜利，但庇护制度仍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发挥很大作用。发展导致的经济复杂性加强了技术官僚的地位。正如爱默逊（Emmerson）在《分析新秩序：印尼官僚多元性》一文中阐释的，“经济越复杂，以军人、苏丹或庇护人的策略来管理印尼社会就越困难”。但是尽管爱默逊断定现政权不过是“被附从围绕着的苏丹王宫中的一位军人将领”，众所公认传统的世袭制模式和官僚政体仍与新秩序的大多实际相一致。
    在这些情况下，独立的企业家阶级--不管是土著还是华人--不能兴起是毫不奇怪的。对土著精英来说，走向财富和荣誉之路是通过官僚职位。官僚和华人企业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华人经济地位但剥夺了其独立性，而享有特殊照顾的华人竞争使土著传统商人转变为企业家更为困难。因此，旧的模式更为稳固。不过世袭制和官僚政体的观点已受到批判，因为它没有对外资的作用给予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