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现代化过程中对促进经济发展乏术的状况，直到沙立统治时期，才开始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沙立及其继承人他侬的形象、声望，当然远不能同上述泰国诸国王相比，他们也没有过銮披汶那样的留洋和参加1932年革命的经历。但是，在他们统治的时期，尚能尊重并听取国内外经济专家的意见、建议，提出经济发展计划，加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发挥私人经济包括华人经济的积极作用。在这些方面，在人们心目中形象不佳的军人统治者沙立和他侬都要比在人们心目中形象更要高大一些的前人做得更为成功。在1959—1973年间，泰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8.4％（26），这在泰国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大成功。因此，这一时期的泰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退了一大步，但是经济现代化方面却进了两大步。
    其次，从推动现代化的手段和方法看，沙立和他侬独裁统治的意义，与泰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成反比的。沙立和他侬的统治，结束了1945年以后泰国政局长期动荡不安的局面，为泰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没有这样一个环境，就没有1958—1973年泰国经济的较为持续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沙立和他侬的统治，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推进泰国现代化的作用。沙立和他侬作为军人统治者，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没有“瞎指挥”，而能听取和吸收经济学家的意见，这比起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掌权力的军人，确实要高明一些。
    但是，沙立所确立的统治哲学以及沙立和他侬的独裁统治，在本质上是传统的而不是现代的，是属于历史和过去而并不代表未来，是对1932年以来泰国多次试行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个反动（在“反动”这个词的科学意义上而不只是政治意义上）。沙立式的统治之所以一度取得成功，正如本文上面所分析的，是因为50年代到60年代的泰国还保留着许多属于传统的、过去的东西，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现代经济极不发达的落后国家。而从1932年革命到50年代初，泰国的多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尝试却代表了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泰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尽管每次这样的尝试和实践几乎都是短暂的（平均不到一年）而且总是让位于军人统治或独裁统治，但试图和支持作出这种尝试的社会力量毕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一直在缓慢成长着的泰国中产阶级及与其有着密切关系的知识阶层，这是泰国社会中更多地代表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但是，就30年代到60年代泰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军人比工商业资产阶级更有力量，以传统的落后技术支撑的农业经济比现代的工商业经济更为普通，影响更多的居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沙立式的统治又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有着更为广泛和牢固的现实基础。但是，随着泰国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人民的现代政治意识逐渐增强，沙立式的统治不能不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他侬在1968年，就不得不颁布新宪法，给予泰国人组织政党的自由。当政党活动威胁到其统治时，他侬于1971年10月发动了由他自己发起的政变，再次废除宪法，取缔政党及其活动。但是，70年代初的泰国已不是50年代末的泰国了。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给泰国社会带来的变化，使得再要恢复沙立式的全面独裁已成为不可能。1973年10月，泰国学生率先掀起反对独裁统治的运动，数十万人卷入到这场斗争中去，终于迫使他侬政府倒台，结束了沙立——他侬式的独裁统治。其后，泰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几经曲折，在民主政治时期（1973—1976年）后又出现军人统治，但再也不可能出现沙立式的全面独裁，更没有人敢公开鼓吹实行专制父权制式的统治了。
    再者，沙立式的统治可以在一定的时期内为泰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但是，却不可能为泰国的现代化造就一个全面的良好的氛围。沙立式的统治，本质上是一种独裁和高压统治，它以直接掌握和控制军队为基础，主要依靠来自上面的独裁权和来自下面的敬畏与服从，而不是依靠民主和法制，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沙立及其继承人他侬在以独裁权力维护统治秩序的同时，也凭借独裁权力，践踏民主，剥夺和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在经济上贪污腐化，肆意挥霍。这样的独裁统治，不可能造成一个现代的法理型社会，从而难以为泰国的现代化创造一个健康的氛围。沙立执政时期，对反对他的势力和所谓“共产活动”进行了泰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镇压，当局未经调查即可逮捕所谓“嫌疑分子”。在1958年10月到1963年12月，被逮捕者不下2000人，其中有前政府部长、国会议员、劳工领袖、新闻记者、教师、大学生、律师、僧侣、商人、农民等。有的（如前议员乃沙室·赞达翁和乃迪攀·素提玛等）在被捕后即被杀害。为稳定统治秩序，沙立要老百姓俯首贴耳，安心过农民式的生活。他自己却贪得无厌，大肆敛财。他死后留下的私人遗产，达28.74亿泰铢，相当于1.4亿美元。他在泰国各地的地产，多达8000英亩。沙立其人在生活上也极为腐朽，小老婆多达数十人。（27）他侬政权同样地专制、独裁、贪污、腐化。
    正因为建立在专制统治哲学基础上的沙立——巴博式的统治不能为泰国的现代化造就一个良好的氛围，它就越来越不能适应随着经济发展和繁荣而日渐趋向于现代化的泰国，特别是以曼谷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较快的“城市的泰国”。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泰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部分工商界人士和文职人员，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当大的力量，他们主要集中在曼谷。泰国的在校大学生在1957年不到15000人（28），1974年已达107643人。（29）从1950到1974年3月，共有8000多名泰国人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和技术训练，其中有1500人获得学位。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1958年以后去的。到170年代初，在大约平均每4名泰国高级文职人员中，就有一名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同时，泰国城市居民的现代化民主意识也在逐渐提高。这些受过现代教育或具有现代民主意识的学生、知识分子、文职官员和其他成份的市民，主要集中在曼谷。他们越来越不能忍受他侬政府的独裁统治。实际上在他侬统治的后期，独裁统治的危机已经无法遮盖。1969年，泰国学生中心成立，此后逐渐发展为领导反对独裁统治的中心，该中心在1972年11月发动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并提出复兴泰国经济的十点计划。同年12月，泰国法政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的数千名学生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迫使他侬政府撤消了关于由司法部长控制法官的第299号令。1973年6月，曼谷各大学数万名大学生在民主纪念碑前集会，要求政府颁布新宪法，并唱出了自编的歌：“我们携手起来，为民主而奋斗”，明确提出“我国政府必须由人民而不是军人来管理”。（30）1973年10月6日到15日，爆发了自1932年革命以来泰国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曼谷数十万人（一般估计20万—40万，其中绝大部份是学生）走上街头，反对独裁统治，要求给予“泰国人民自由和民主”，这场运动得到曼谷广大市民的支持和反对派领导人的帮助。后来海军也公开表示支持学生，最后导致了他侬政府的垮台。
    泰国学生一向缺乏参加政治运动的传统（这与印度、缅甸的学生在殖民地时期就有投身政治，发起运动的传统不同），由学生发起大规模的运动并且推倒政府，在泰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它实际上反映了他侬的独裁统治极为不得人心，它与泰国人民要求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矛盾，已达到了非爆发不可的程度了。泰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把推倒独裁统治的历史任务，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正如当代泰国史专家R·齐默尔曼所指出的，“1973年10月起义是（泰国）经济发展和政治不发展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的产物”。它所提出的教训是“没有相应的政治发展，不可能维持长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31）
    1973年10月以后，泰国实行了三年的议会民主政治，国内政治生活空前活跃，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1976年10月和1977年10月，泰国军人两次发动政变，恢复了实质上的军人统治，但是，“1973—1976年的民主实践提高了人民的民主觉悟，提供了发展政治组织的机会，造就了新的利益集团。人民开始公开讨论政治问题、人口问题、土地问题、失业问题、教育问题、贪污和官僚不负责任的问题”。泰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发展到政治领域，开始逐步形成有利于现代化的社会氛围。尽管两次出现军人统治，但是“要原封不动地保持1973年以前的官僚政体，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32）沙立和他侬的独裁统治及其统治哲学，可以说是“俱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