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始、以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为终的远东危机时期，由于英国“是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国家”①，因而，它的对日政策对事件的演进和局势的变化有着重大影响。在史学界，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和论文可谓是汗牛充栋，各种观点大都可分为肯定和否定两种。笔者拟就若干观点提出商榷。
    一英国对日政策是否是绥靖政策
    对于这一时期英国对日政策，在中国史学界，持否定观点者居多，认为：“英国的政策的实质是绥靖政策”，它“首先是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在远东对日本推行的……②。”对于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这种说法是套用英国在欧洲所推行的绥靖政策的概念和形式，等同了英国在欧亚两地的政策。从表面上看，两者都有姑息侵略者和牺牲他国利益的内容和手段。但是，绥靖政策是英国欧洲均势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具体表现，其目的是要在欧洲大陆上制造出“鹬蚌相争”的格局，用德国来牵制苏联和法国，又用法国来遏制德国，以牺牲小国来缓和和避免英德冲突。而在亚洲，英国则是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通过殖民侵略所获得的利益，力图限制和阻止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即日本）的扩张和竞争，以平息事端来维持现状。由此可见，英国的政策是一种根据自身实力而采取的被动和温和的遏制政策，是英国海外殖民政策的一部分。
    在整个危机期间，英国对日政策的内容是以维护英国在华及整个远东的既得利益为宗旨，以对付日本的扩张活动为中心任务。虽然英日之间在经济贸易上的竞争和抗衡日益激烈，但是，英国努力避免经济对抗波及两国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因为英国把日本视为维持远东现状的关键，如有不慎，在远东，“英国会失去防范混乱的屏障”③。英国设想在既不与日本发生冲突，也不激怒中国，防止卷入纠纷的前提下，用“和解”的方式，平息风波，达到不改变现状的目的。为此，尽管英国偏袒和放纵日本的所作所为，压制中国的反抗，甚至为了制造“平衡”而牺牲中国的利益，想以此满足日本的部分欲望来防止事态的扩大。但是，它在与其他列强分享中国这块“肥肉”时，不愿看到日本对某一区域的独占局面，担心会由此对英国的利益及其发展产生阻碍和不利影响，因而，它又谨慎而明确地强调中国的领土完整，不仅反对日本把东北变成其殖民地或保护国，而且还反对日本在上海的侵略。英国仅承认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和东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只允许东北“自治”，以此来遏制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并力图避免引起整个中国的政局动荡”，致使“英国与四亿中国人的贸易将会因中国的联合抵制而面临危险”④。英国这种在中国主权问题上不作任何让步的作法与英国在欧洲坐视或承认法西斯德国践踏和吞并它国主权和领土的行为形成明显的对比，反映出两种政策的区别。
    在这一时期，英国是站在殖民主义的立场上，以防止自身在远东利益受到日本挑战和侵害为出发点，看待和评价日本的行动，制定和修改自己的政策。随着日本对华侵略而对英在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程度的波动，英国三易其对日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执行方式。从“九·一八”到“一·二八”，由于英国在华利益未受到日本侵略活动的直接威胁和损害，加之对日本侵略扩张的危险性估计不足，因此，英国对此未予重视，采取了“不干涉主义”政策，“捍卫中国的‘行政领土的完整’根本不是英国外交部最迫切的任务”⑤。“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对上海的侵略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华利益的安全，使英国开始认识到日本制造远东危机的严重性⑥。英国在无力采取强硬政策的情况下，积极而又温和地推行息事宁人的“和解政策”，急于平息上海的战事，并通过外交手段，将日军逐出中国内地。1932年5月至1933年3月，为了确保英在华利益和战后远东和平现状不再受危害，就必须不使日本在华随心所欲。因此，英国以“面对现实”态度，奉行“平衡政策”，试图以牺牲中国的东北“自治”，丢卒保车，防止日本独占东北，遏制住日本向长城以南地区的侵略和渗透。《李顿调查报告》是这一政策的产物和体现。可见，此时的英日矛盾是围绕如何瓜分中国而展开的，所以说，英国的政策是为一场帝国主义之间因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所进行的对抗而制定的。就其政策而言，也不应把英国袒护日本，牺牲中国，压制中国的反抗等手法视作绥靖政策的伎俩。因为这是英国惯用的政治和外交手段。在近现代史上，在向海外扩张及掠夺和瓜分殖民地的活动中，英国屡屡使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