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国对日政策是否属反苏政策
    持“绥靖政策”论的学者把英国的政策称为是反苏政策，认为它“希望能使日本同苏联冲突起来，从而削弱苏联”⑦。英国“……企图牺牲中国，让日本通过东北这块跳板去进攻苏联，使苏日两败俱伤”⑧。这种提法明显雷同曾流行一时的“祸水东引”论。诚然，英国是一向反苏、反共和反社会主义，但是，在中国，当时不存在英国推行以反苏为目的的绥靖政策的前提和必要。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英国在远东一直没有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和威胁。虽然英国有时也担心苏联的势力会南下，但是，日本在满蒙的发展已构成了一条防御带，更何况英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影响和左右日本。因此，在远东，英国不需要、也没有力量来推行类似在欧奉行的绥靖政策，制造均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确有一些英国要员幻想利用日本来反对苏联⑨。不过，这种想法只是英国政府内少数人在事变初期所持的一种异想天开的观点，后又无人问津，没有对英国的政策产生什么影响。因此，不能把某些英国要员的只言片语作为英国政策的基调和主流。当时英国对苏联的真正想法是担心苏联借远东危机，从中渔利，或日苏联合，向南发展。“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十分注意苏联政府对事变的态度、苏日关系的状况以及苏军在远东地区的调动和部署，进而作出估计：“苏联无意采取行动。”⑩
    三如何看待英国的“调停”行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英国联合美国积极进行调停，促成了《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对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中国学者对此时英国的政策和行动大加抨击，不乏“勾结”、“妥协”等词，视《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为“助纣为虐的行动”（11）。而西方学者则将调停成功和停战协定的签订视为英国的一次外交胜利，称“一·二八”事变后的英国对日政策“标志着英国政府对日态度的一个转折点”（12）。
    上述提法和观点都有偏面之处。纵观这一时期的英国对日政策，可清楚看出，英国的政策的要点仍是关心和维护英国的在华利益，努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殖民主义和利己主义仍是英国对日政策和远东政策的基点。在英国上至首相和外交大臣，下至驻华公使和驻沪总领事，在思想和言论上都表示出偏袒日本和“对拯救中国没有兴趣”的情绪（13）。然而，英国对日本的不满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遵守瓜分规则，把触角伸进别人的势力范围而产生的“愤怒”。1932年1月31日，英国《观察家报》写道：“我们原谅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但是， ……任意进攻所有的国际利益都汇合在那里的上海，则是另一个问题。”
    正因如此，英国的对日政策由消极防御性转变为积极防御性，由“九·一八”事变后的以“政策--对日和解。对中国--不要依赖别人，尽自己的本份。……对日本--我们不愿实施制裁”（14）为主要内容的既定方针，变为“一·二八”事变后即“……致力于在远东建立一个新的和更稳定的国际关系。……保持我们的地位和不允许我们的权益、以及我们业已建立起的位置受到违约行为的损坏”（15）为内容的基本策略。在执行手段上，由力图把英国置于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位置上，“避免任何会被日本或中国明显认为我们是倾向他们的行动”（16），转变为由英国出面，单就上海问题进行“和平调解”。所以说，就动机、内容及执行手段进行比较分析，可看出，英国的政策有了重大的变化，但不能称为带有本质变化的“转折点”。
    对于这一时期英国对日政策及其《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不应加以过分贬低和全盘否定。首先，虽然英国多有袒护日本的言行，但英国利用舆论、国联和与美国的合作，通过调停等外交手段，给日本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使日本开始对时局产生了危机感。日本内政大臣牧野伸显说：“如果我们在上海失败了，则直到现在的满蒙问题也将统统化为乌有。”高桥藏相也感到：“真是令人不胜担心。”（17）这对羽毛尚未丰满的日本侵略者来说，可谓是一大警告。英国驻国联代表塞西尔事后感慨地说：如果英国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就采取这种政策，以后的事就不会发生了。其次，《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与英国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它是英国政策的结果。对中国而言，这个协定是丧权辱国的，但在客观上，它却也有其益处。在遏制日本对上海的侵略及缓和致使蒋介石惊呼“国亡即在目前”，并准备迁都洛阳的华东紧张气氛方面，它起了虽非关键但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