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即位于公元502年。据日本的天皇表，雄略天皇（即中国史书所载之“武”，当是其名“大泊濑幼武”的略称）死于479年。显然，此系梁武帝为庆贺登基大典而进行的册封，并无倭国使入朝之事。南京博物院藏有梁元帝所作《职贡图》，其中有倭国使图一幅。图中倭国使蓬头跣足，前胸赤裸，仅被结束相连的横幅。《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倭人“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职贡图》的倭国使形象正与《三国志》的记载相符。实际上，从日本发掘的五、六世纪古坟人物埴轮来看，其服饰非如《三国志》所载，男子已上着交领衣，下着长袴，膝下以带结缚。女子则着长裙。十分明显，梁朝未见到倭国使者，故以《三国志》的记载绘以充数。《职贡图》所反映的情况，支持了我们的以上推断。
    从以上中国史籍的记载来看，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显然是谋求南朝的册封。各代大王即位，都要求中国重新册封，借以树立政治权威。这很可能是邪马台国以来形成的政治传统。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受曹魏册封，此事见于《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其中有一段记载尤值得重视：“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张政先是作为军事使节前往日本，其间逢女王卑弥呼去世，遂逗留彼地，直至新王继立后才回国。也就是说，在王位更立的过程中，张政很可能参预其事。
    要求册封的对外目的，在于争夺对朝鲜南部的控制权。日本一直要求南朝册封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秦韩、慕韩为旧国名，早已不存。倭王把它们都罗列出来，显然是要表明日本对该地的控制权由来已久。然而南朝始终不承认日本对百济的主权要求，且将军号也降一级为安东将军。⑤这是因为南朝早已接受了百济的朝贡，且封其王为镇东将军，高于倭王。倭王不厌其烦地派使到南朝，就是要争得对百济的领属权和提高封号。但显然没有达到目的。大概《日本书纪》的作者觉得此事有伤体面，故避而不载。
    从以上对日本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分析，则日本古史所载之吴国究属何地，即可略见端倪。
    三
    下面我们再综合中日两国的记载，进一步具体地考证“吴国”的所在地。
    第一，关于使节往返的时间。《日本书纪》史料之一和二为4年；五和六、七和八均为2年。中国史料7和8为2年，9和10大约也是2年。两国史籍所见使节往返的时间基本一致。
    古代海上交通，受自然条件制约颇大，一年可以航行的季风期仅维持几个月，且外交折冲亦需时日。一旦错过季风期，就得延误一年。日本使臣前往的吴国显然路程遥远，决非近邻朝鲜。朝鲜和日本之间，一年之中可以多次往返，没有每次往返均在两年以上的道理。
    此时期，从日本到南朝的路线为沿岸航行。《文献通考·四裔考一》说：“（倭人）其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故其迂回如此。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则以辽东非中国土地故也。”这段史料常为论者所引，以为南道即是从日本直航南朝，此乃误解。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认为这里所说的南道是指从百济横渡黄海而言，应是正确的。《宋书》载倭王上表说：“道遥百济，装治船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⑥说明日本到南朝取的是辽东海路。这条路线历史最为悠久。东吴通辽东，其海船被魏将田豫于山东半岛的成山截获，即是明证。从史料一可知，日本从高句丽求得向导一起赴南朝。而从高句丽到南朝，走的也是沿岸航路。《魏书·高句丽传》载：“至［魏］高祖时，……时光州于海中得［高句丽王］琏所遣诣萧道成使余奴等送阙。……”又载：“正光初，光州又于海中执得萧衍所授安宁东将军衣冠剑佩，及使人江法盛等，送于京师。”可见当时的南北交通都取沿岸航路。百济与中国交往，应该主要也是沿岸航行。但百济与高句丽成仇，通路被阻断。北魏延兴二年，百济王遣使冒险横穿黄海抵魏。北魏遣邵安回聘，被高句丽所阻。延兴五年，邵安试图从山东东莱越海赴百济，结果“安等至海浜，遇风飘荡，竟不达而还。”⑦从日本先到朝鲜半岛，再沿岸航行到江南，行程数千里。加上变幻不定的天气海象，两年一往返的目的地显然就是中国的江南。
    第二、史料—日本向高句丽求得向导一事，常被作为该史料不可信，进而用来证明吴国在朝鲜半岛的证据。1877年在中国吉林省集安县发现高句丽广开土王陵碑。根据碑文的记载，日本先后于公元391年、399年、400年、404年和407 年多次侵入百济和新罗，与高句丽发生激烈的战斗。⑧
    广开土王（347—412年）是高句丽拓地开疆的君王。据碑文记载，他在位期间，高句丽经常与倭国处于交战状态，所以不可能为日本派遣到吴国的向导。不过，据那珂通世氏所考，应神天皇崩于戊午年，即418年。⑨那么，应神37年当为414年。而广开土王死于412年，翌年，长寿王巨继立。自407年倭军为广开土王所破至414年，其间七年，日本与高句丽的关系应有所缓和，长寿王时，两国关系当有进一步的改善。413年即东晋义熙九年， 《晋书·安帝纪》是年有一条十分重要的记载：“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南史·夷貊传》和《梁书·诸夷传》亦载：“晋安帝时，有倭王讚，遣使朝贡。”长寿王使入贡一事，详见于《宋书·夷蛮传》：“高句丽王高琏，晋安帝义熙九年，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丽王、乐浪公”；倭王使入贡一事，详见于《太平御览》卷981香部1麝条所引《义熙起居注》：“倭国献貂皮人参等。诏赐细笙麝香。”
    关于义熙九年倭国入贡一事，池田温师指出，倭王所献貂皮和人参，乃高句丽名产，故倭使应是随高句丽使者一同到东晋的。⑩高句丽乃南北交通之要地，在沟通东北诸域与南朝交往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携外国使节同赴南朝，非只倭国一例，如《宋书·符瑞志下》载：“肃慎氏献楛矢石砮，高丽国译而至”亦是一例。中国史籍的记载和日本史料—虽有1年的误差， 但这主要是由于日本早期年代记载不确所致，在基本史实上是一致的。这种吻合显然不是出于偶然。由此可知应神天皇37年的记载并非虚构，而日本史籍所称的吴国系指中国的南朝。
    第三，关于日本接待吴国使节的规格。根据史料八，吴国使节于雄略天皇14年正月抵日本住吉津。日本朝廷为欢迎吴使而特地开通矶齿津路。由于开路颇费时日，且日本朝廷可能要为会谈预作准备，所以到三月方派大臣前往迎接安置吴使，并将吴国工匠献于神前，告祭天神。四月，天皇命大臣飨宴吴使。这种接待规格，未见用于三韩使臣。类似的接待可见于《日本书纪》推古天皇16年（608）条：
    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从［小野］妹子臣至于筑紫，遣难波吉士雄成，召大唐客裴世清等，为唐客更造新馆于难波津。是日，以饰船卅艘迎客等于江口，安置新馆。……秋八月辛丑朔癸卯，唐客入京。是日，遣饰骑七十五疋而迎唐客于海石榴市衢。额田部连比罗夫以告礼辞焉。壬子，召唐客于朝廷，令奏使旨。……是时，皇子、诸王、诸臣悉以金髻华著头，亦衣服皆用锦紫绣织及五色绫罗。丙辰，飨唐客等于朝。九月辛未朔乙亥，飨客等于难波大郡。辛已，唐客裴世清罢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