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使和吴使的接待何其相似。十分明显，日本对吴国用的是接待上国的礼仪，远远高于对三韩使臣的接待规格。如前所述，这时期日本与南朝通使的目的是谋求册封；而且，日本一直视中国为上国，所以接待的规格颇高。而对于三韩，特别是南韩诸国，日本古代一直视其为臣属国，所以不会以上国规格接待其使臣。由此亦表明，吴国亦应是中国的南朝。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有关吴国的记载。《日本书纪》推古天皇17年（609）四月条记载：“筑紫大宰奏上言，百济僧道欣、惠弥为首一十人，俗人七十五人，泊于肥后国苇北津。是时，遣难波吉士德摩吕、船史龙以问之曰：‘何来也？’对曰：‘百济王命以遣于吴国，其国有乱不得入，更返于本乡。忽逢暴风漂荡海中，然有大幸而泊于圣帝之边境，以欢喜。’”十分明显，如果吴国在朝鲜半岛境内，无论是高句丽，或者是边境山城求礼，都不会取海路来往，更没有船遇风暴、漂流到日本的道理。同书推古天皇20年（612）又载：“又百济人味摩之归化， 曰学于吴得伎乐舞。”吴的乐舞和百济乐舞完全不同系统，所以百济要派人前去学习。日本有许多南朝文化是经由百济传入的。如日语中的吴音，就是通过百济传入日本的。在唐以前，日本使用的乃是吴音，僧文雄《三音正伪》说：“窃按乃昔之世，惟吴音之用。……本邦国名亦然，……其从音者无一不依吴……如古先帝号亦多从吴。其有汉者，后人为之。何者？延历以前靡有汉音，而杂之岂不后人所为邪。”唐人袁晋卿赴日，空海说他“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11）再如儒家文化，《南史·夷貊列传》载百济于“大同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请工匠、画师。并给之。”而日本闻讯后即向百济萦求五经博士。复次，岸俊男氏指出，（12）日本通中国的航线有南北两路，北路称唐路，南路称吴路；日本的桥梁有韩桥和吴桥之分，韩桥为朝鲜式建筑，两侧有栏干，水平结构；而吴桥是中国江南式建筑，两侧有栏杆，上有屋盖，是阶梯式的拱桥。这是因为江南为水乡，拱桥便于水面船只过往。吴和三韩是有明确区别的。再次，如日本史料三所见，吴国不仅与高句丽并列，而且还排列在高句丽之上。日本决无把朝鲜山城边邑同朝鲜的国家相提并列的道理，更无重复记载两种高句丽国名的可能。日本古代有将汉字用作表音文字的情况，因此Kure也写作“求礼”、“久礼”，但这些是表音文字，而吴是表意义字，两者的用法有明确的区别。（13）将二者扯在一起，实乃后人之混淆。
    综上所述，在日本古史里，吴是和三韩并列的国家，因此决不可能在朝鲜半岛。要考证吴国在何处，不能仅依靠语音学的分析，更重要的还必须从物产、技术、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综合研究。显而易见，认为吴国是朝鲜山城求礼或是高句丽的看法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一个小山城是无法从上述各个方面向日本供其所求的。通过以上考察完全可以确认，日本古史所载之吴国，就是指中国的南朝。
    注释：
    ①七位大王在位时间分别为：
    应神（270～310）仁德（313～399）
    履中（400～405）反正（406～410）
    允恭（412～453）安康（453～456）
    雄略（456～479）
    必须指出，日本古代天皇的年代是后人编造的，并非信史，故仅能作为参考。关于五王相当于那几位大王，研究者众，论颇歧异，请参阅藤间生大氏：《倭国五王》（岩波新书）。《宋书·夷蛮传》所载倭王武上表中有“自昔祖祢”一句，有些日本古史学者将此句解释为名叫祢的祖上，合上述五王为六王。这显然是错误的。“祖祢”为一词，指父祖。父死称考，入庙称祢，不能拆开来解释。
    ②山梨医科大学副教授中原英臣、科学评论家佐川峻：《先史时代的主角——解开遗传因子DNA之谜》，1991年10月30日《日刊ケ“ニタ”ィ》。
    ③（12）《前往吴、唐的人们》，载《日本的古代》第3卷，中央公论社出版，1986年。
    ④《古代人名所见到的“吴”——论〈应神、雄略纪〉中的“吴”》，载《日本历史》1990——3，吉川弘文馆出版。
    ⑤《宋书·文帝纪》载二十八年封倭王为安东大将军，可能有误。因为《夷蛮传》记为安东将军，且后面各条均为安东将军。直到顺帝升明二年才进位安东大将军。
    ⑥《宋书》各种版本均作“道遥百济”。而《南史》、《通典·边防典》作“道迳”，当是。
    ⑦《魏书·百济传》。
    ⑧碑文见王健群：《好大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⑨《上世年纪考》，载《史学杂志》8—12。
    ⑩《义熙九年倭国献方物考》，载《江上波夫教授古稀记念论集历史篇》。
    （11）空海：《遍照发挥性灵集》卷第四，日本古典文学大系71，岩波书店， 1965年。
    （13）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拙著《魏晋隋唐时期日本的大陆移民事迹考》（厦门大学博士论文）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