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战争与罗马——柏林轴心的形成
    有人把1935年10月的意大利侵埃战争看作是欧洲局势的转折点。这里姑且不作评论。但是它作为意大利对外政策取向的转折点，亦即西方史家所言之意大利“外交革命”的触发器，却是无疑的。正是由于侵埃战争，意大利的对德政策又一次决然转变，意德关系从“最低点”升到了“轴心”。
    法意协定签订以后，法国政府对外政策便是不做任何损害现存法意关系的事情，因而意大利的侵埃行动能否顺利，关键就取决于英国了。对于英国来说，意大利的侵埃野心，从长远看势必威胁其东地中海、东非、红海甚至于印度洋和远东的利益，而一个敌对的意大利则将立即威胁到它同整个海外帝国的交通线。面对如此尴尬处境，英国采取了一种所谓的“双重政策”——既同意大利“协商”，又“忠实”于国联。1935年5月17日，英国内阁会议制定的方针指出：“极端重要的是：（国联）行政院会议的议事日程应使联合王国作为行政院一员的义务得到充分履行，但在一切问题上都不要丝毫损害联合王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友好合作”（21）。作为方针，可见“忠实”于国联，“充分履行”义务不过是准备在国联向世人作出的姿态，而不惜一切代价与意大利进行“协商”和“友好合作”才是其真正目的所在。不过，为了应付国际舆论，维持自己在国联的领导地位，也为了赢得民心以备11月的大选，英国政府还是不得不表示出一些强硬的姿态。也正是9月11 日的霍尔声明和战争爆发后英国催促国联做出的对意禁运和经济制裁使意大利产生了退出国联、情移德国的意向。
    此间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力，那就是德国的态度。西方有人把希特勒对阿比西尼亚危机的政策描述为“两面下注”（bipartisan），时局对于希特勒来说也真可谓左右逢源。倘若意大利战败，这就意味着削弱了德国在中欧和东南欧实现其野心的主要障碍；如果意大利获胜，那么它与英法结成的斯特莱沙阵线势必寿终正寝，意大利也就将重新陷于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得不转而更加倚重于德国。这两种情况，无论出现哪一种，希特勒都是受益者。其实，他对意大利的胜负并不关心，他希望的是意大利同英法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持续冲突，担心的则是双方达成妥协而回到斯特莱沙阵线。
    始初，希特勒曾摆出了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姿态。1934年12月26日，法意协定势在必成之时，希特勒一封致埃塞俄比亚皇帝的信函通过德国驻亚的斯亚贝巴代办威利·翁弗尔费尔特交到了海尔·塞拉西之手。海尔·塞拉西表示了感谢，并声称“德国是埃塞俄比亚唯一真诚的朋友”。法意协定签订以后，德国还答应向埃方提供必要的武器援助（22）。然而，眼见意大利与英法冲突必至，希特勒又立即改换套路。1935年9月，希特勒得悉墨索里尼没有能力同时进行侵埃战争又抵制制裁， 担心墨索里尼就势却退，密令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于当月14—15日去维罗那附近的卡多勒会见了其意大利同行罗阿塔将军，双方希望捐弃前嫌，建立合作关系。卡纳里斯—罗阿塔会谈是一个转折点，希特勒、墨索里尼后来宣称罗马—柏林轴心之肇始可以追溯到1935年9月，概指卡多勒会谈（23）。此后，希特勒允许继续对意出口煤。1936年2月，德国还出售了十艘潜艇给意大利。
    墨索里尼倍感恩德。1936年1月6日，墨索里尼在会见哈塞尔时声称德国的态度是“仁慈的中立”，是一种“恩赐”，并建议通过一项德奥互不侵犯条约来解决奥地利问题，淡化了自己对奥地利的“保护者”意识。1月31日。深得意大利信任的著名纳粹党卫队头目罗兰德·艾·斯通克会见墨索里尼。墨索里尼表示了对希特勒热烈而慷慨的称赞后说，“我已成为希特勒的朋友”，“德国和意大利之间有着政治上的共同命运，而且越来越强烈”（24），这次会谈又在德意新关系上增加了一根纽带。
    1936年3月7日，德军开进了莱茵兰，墨索里尼曾指责德国人太过份了。他担心的是一旦德国重新加入国联（德军进驻莱茵兰过后的“和平”建议中曾表示准备加入国联——笔者按），它可能从它自己的利益出发支持对意制裁，更何况墨索里尼此时正挥舞着他那挑战性的退出国联的王牌（25）。然而，墨索里尼的指令却是除了给予德国道义上的指责以外，不要支持法国。
    这样，1935年墨索里尼的侵埃行动；转移了国际上对希特勒废除凡尔赛和约行动的注意力，从而帮助了德国，而德国的中立和经济支持则使墨索里尼面对制裁得到了安慰和鼓励，1936年德国进军莱茵兰使埃塞俄比亚战争相形失色，从而帮助了意大利，而墨索里尼拒绝支持法国则帮助希特勒度过了初期的危机。这种彼此交易和效劳使得双方在并行不悖的利益基础上很快达成和解，意大利又从倾向于英法转而走上了与希特勒结盟的道路。
    墨索里尼本来打算在德国重新武装达到敢于威胁奥地利独立的程度之前完成对埃征服，然后回军欧洲，捍卫中欧利益。但是，待墨索里尼不可一世地宣布建立东非帝国之际，欧洲形势却已经发生了他始料未及的变化。等待墨索里尼的是欧洲普遍对其侵埃行动的敌视；斯特莱沙阵线已经完全没有恢复的可能；德军进驻莱茵兰使法国作为保护奥地利独立的一个盟国的价值受到严重破坏，1935年6 月的法意军事合作计划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欧洲留给带着帝国“荣耀”归来的意大利的是一个孤立的位置，唯一能减轻其孤立压力的只有另一个孤立的大国德国。于是意大利倒向德国几乎就象负电荷奔向正极那样自然。当然，就希特勒的“两面下注”政策和对意拉拢战略对意大利决策取向的影响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与其说意大利选择了德国，倒不如说是意大利为德国所选择。
    从非洲归来，意大利醉心于干涉西班牙内战。适逢国联撤销对意制裁，本来可能使两方民主国家和意大利修好之时，意大利之干涉与英法之“不干涉”之间的冲突又使双方关系更趋紧张，这一“紧张”的相反方面也就加强了意大利的亲德政策取向。“争夺西班牙政治统治势力这一斗争，暴露出意大利和法国固有的对立；同时，意大利在地中海西部的强国地位又跟英国的地位发生了竞争。意大利只有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同德国并肩对付西方国家才是得策的”（26）。
    意大利又何尝不是这样认识的呢？1936年10月，齐亚诺应邀访问德国。25日，两国签订秘密议定书。几天之后，11月1日， 墨索里尼在米兰大教堂广场激动地宣称“罗马和柏林之间的垂直线……是轴心”。虽然当时秘密议定书尚未面世，但这里已透露出两国达成秘密协议的信息，世人称之为“罗马—柏林轴心协定”。至此，墨索里尼意大利三十年代前期的对德政策取向完成了一个“V”字形轨迹。
    然而，“轴心不是联盟，甚至于不是协约”。这个本来不过是一项表明两国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共同利益的声明被墨索里尼奉为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在以后的历史中表明，它仅仅意味着意大利因此而成了希特勒纳粹德国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