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阿拉伯帝国由于是通过民族征服强行建立，故帝国内部充满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尽管某些统治者能较为明智地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使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不至于立即瓦解哈里发的统治，使帝国继续维持表面的“盛世”，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这些矛盾最终发展为外部冲突的激烈形式，严重威胁到哈里发政权的统治，这是造成阿拉伯帝国衰亡的第二方面的重要原因。
    对于阿拉伯帝国的衰亡，国外的一些研究往往注重从统治阶级内部意识上的矛盾去寻找原因，如前述希提的看法，就认为帝国内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无同种意识，而忽略了帝国内客观存在的主要矛盾——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矛盾，其它矛盾往往由这一主要矛盾引发，或该主要矛盾往往以其它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应该看到，帝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在于统治阶级对下层民众的残酷压榨。希提在其分析中也指出了这种压榨行径，但他仅认为这种行径造成了帝国经济的衰落，并未将其与社会矛盾激化联系起来。
    据史料记载，阿拔斯朝时，哈里发政府的官员们总是千方百计超过法定标准对居民横征暴敛，使居民不堪忍受。如860—873年间担任阿摩尔、鲁扬和马赞德兰总督的穆罕默德，任命其子艾哈迈德为小查鲁斯和卡拉尔地区的总督，在艾哈迈德统治下，一年要对该地区居民重复征收三次租税，即由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和宰相麦吉什各征收一次，使当地居民不堪重负，被迫卖掉土地移居他乡⑦。除这种手段外，税吏还用低于度量标准的量器去丈量居民的土地，使土地面积数额增大，便于按土地面积多征赋税。据哈桑·穆罕默德·库米于988—989年写成的《库姆史》记载，在伊朗库姆，税吏哈桑·台夫塔赫就使用这种办法，把以前每公顷四至五第尔汗的税额提高到六又六分之五第尔汗，暗中将税额提高了百分之五十⑧！827年在库姆进行第三次土地测量时，税吏在作为依据标准的基本税额上多加了70万第尔汗⑨。除正税之外，税吏还巧立名目额外征收费用，如骆驼租金、口袋费、监督人和书记官的手续费等，并明确这是“征税官按惯例征收的费用”⑩。艾卜·尤素福（798年卒）在《租税论》中也列举了阿拔斯朝鼎盛时向居民征收的各种杂税，如小麦运输费、账簿纸费、谷物计量费、货币兑换手续费等（11）。
    除了经济剥削之外，统治者还对人民进行超经济的人身强制。最典型的事例是9世纪时，从东非运到帝国境内大量黑奴。他们被强迫在幼发拉底河下游排干沼泽，取除硝盐，扩大耕地。但从事如此繁重劳动的黑奴每人每日的报酬仅为几把麦粉或椰枣（12）。
    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13）在封建制度的残酷统治下，人民连起码的生存要求也不能得到满足。在此情况下，阿拉伯帝国境内的人民为反抗这种压迫和剥削，纷纷揭竿而起。即使在帝国鼎盛期，也爆发过多次人民起义和暴动。776—783年，河中地区爆发了由伊本·哈金领导的粟特农民大起义。起义者身着白衣，以示与尚黑色的阿拔斯朝相对立。哈里发马赫迪派大军经过数年征伐，才勉强扑灭了起义（14）。816—837年，在阿塞拜疆山区又爆发了对阿拔斯朝威胁更大的巴贝克起义。起义以胡拉米教派作号召，规模达30万人，波及东起呼罗珊、西达亚美尼亚的广大地区。哈里发穆台希木（833—842年）派大将艾弗辛征讨，多次失败，后得援军才竭尽全力镇压了起义（15）。831年，上下埃及发生农民暴动，哈里发麦蒙亲赴埃及， 费尽周折才将暴动平息（16）。据记载，仅在伊朗库姆一地，从麦蒙到穆台迪德统治期间（813—902年）就发生过多起居民的抗税骚乱（17）。869—883年，在伊拉克的巴士拉附近爆发黑奴大起义，被称为“西亚历史所记载的一次流血最多和破坏最大的变乱”。哈里发穆台米德派出多支军队同起义者作战，双方战死人数据说达50万，后哈里发的兄弟穆瓦法格亲赴前线指挥，才将起义最后镇压下去（18）。
    应该注意，这些人民运动的参加者并非全是异民族，相当大一部分是阿拉伯人。可见，阿拉伯帝国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并不在于伊本·赫尔顿强调的无共同意识和希提认为的无同种意识，而是因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造成“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19）。也就是说，并非反抗意识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恰恰相反，正是阶级剥削和压迫造成了阶级关系紧张和阶级矛盾尖锐，从而激发了人民强烈的反抗意识和在这种意识支配下的反抗行动。这些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在阿拔斯朝时期不胜枚举，它们沉重打击了哈里发的统治，消耗了帝国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促使阿拉伯帝国走向衰亡。
    三
    阿拉伯帝国政府要镇压国内的反抗运动，维持帝国的稳固，同时又要对付西边的拜占廷帝国和来自东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就必须拥有一支强大而可靠的军队，作为帝国统治的柱石。但9世纪中期以后，帝国军队发生变化， 日益无法担负如此重任。这是阿拉伯帝国衰亡的第三方面重要原因。这一点并未引起以前的研究者的重视，希提虽描述了帝国军队的变化情况，但并未指出这种变化是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伊本·赫尔顿认为军队的变化是由于军队与统治者之间共同意识的削弱。二者的研究均不能科学地揭示军队变化的起因及其给帝国带来的危害。
    阿拔斯朝的建立，主要借助于波斯特别是呼罗珊地区的武装。因此，阿拔斯朝前期哈里发的禁卫军主要是由呼罗珊人组成（20）。另外，经过多次与中央政府的较量之后，不少中亚的王侯土豪带领自己的部族加入了阿拔斯朝的地方军（21）。但无论是禁卫军还是地方军，都或多或少地同地方有着利害关系，对哈里发存有二心，常发生他们反对中央政府的骚乱。因此，哈里发急欲摆脱对这些军队的依赖，重建一支既与地方无利益联系、不能割据称雄，又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军队。于是进入9世纪后，哈里发就通过购买、招募等方式从中亚获得以突厥人为主的奴隶和部族军，组成中央禁卫军。这些军队成员被称为“马木路克”（22），他们何时开始出现于西亚，有各种不同看法（23），但以下事实却可以肯定：哈里发穆台希木继位时，由于伊朗人组成的禁卫军不支持并几乎发动叛乱（24），迫使穆台希木从中亚大量购入突厥人，编成4000人的马木路克军团充当哈里发禁卫军，以后又逐年增加（25）。这些马木路克来自遥远的中亚草原，能征善战，又与地方无利害关系，哈里发认为他们比伊朗兵可靠。据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帝王史》记载，除禁卫军外，穆台希木还组织了马格里布人、贝贝尔人和黑奴编成了8万人的常备军（26）。